香港《明报月刊》文章：《〈丝路花雨〉的音乐》 [复制链接]

    【香港《明报月刊》三月号文章】（作者：刘靖之）
    舞蹈不能没有音乐，通过舞蹈的表演，人们得到视觉和听觉上的满足，因此舞蹈本身便包含了音乐这个重要组成部份。以《丝路花雨》这个大型舞剧为例，舞蹈、戏剧、音乐三位一体，是一件艺术作品的有机体，缺一不可，忽略任何一样都会影响整个舞剧的艺术均衡。
    有些舞剧先有音乐、后编舞蹈，如柴可夫斯基的《睡美人》和《天鹅湖》。
    有些舞剧则先有故事情节和舞蹈构思，然后由作曲者根据这些故事情节和舞蹈构思创作乐曲，如这部广受欢迎的《丝路花雨》舞剧。这种剧作上的先后次序对舞剧的音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前者由于音乐创作在先，因此可能有几种不同的舞蹈编排，但乐曲却始终不变；后者舞剧编写在先，音乐部份就不得不迁就舞蹈。笔者感到《丝路花雨》的作曲者在许多地方过份迁就舞剧编导，以致使音乐部份转接生硬、结构松散。此外，由于作曲者的风格相异，亦形成了这部舞剧音乐缺乏统一的格调。
    《丝路花雨》的舞蹈人员为数颇众，听说有七、八十人之多，群舞时满台都是舞蹈演员，而成员不到三十人的乐队所发出来的音响相形之下单薄得很，无法烘托出舞台上的气势。
    由于舞台上数十人的大合唱或群舞、巨大的石柱和厅堂，需要相应规模的乐队来奏出浑厚、雄伟的音乐，以达到这种综合艺术制作的均匀、平衡。《丝路花雨》在视觉上颇能满足观众，但在听觉上却有美中不足之感。乐器所发出的音色亦是如此，那些老迈、衰弱的管乐和弦乐乐器，竭尽所能地奏出嘶哑无力的声音，使人听了甚感别扭，与舞台上彩色缤纷的服装和化装格格不入。
    甘肃省歌舞团乐队原有五十多人，这次随团来港的乐队仅二十九人，原团乐队的双管乐器编制在香港演出只剩下了单管编制，弦乐乐器数目亦相应地减少，圆号手和唢呐手没来，在音响效果上难免打了个五折，令人感到遗憾不已。
    《丝路花雨》的音乐虽然在风格上未能一气呵成，音量与音色亦未能尽如人意，但其中颇有几场音乐杰作，如《序幕》音乐所营造的气氛，甚有意境；第一场《市场献艺》的情景，颇为感人；第二场《反弹琵琶伎乐天》的舞蹈和琵琶演奏配合得活灵活现；第三场的几首舞曲，旋律和配器极为迷人，令人们亦想与舞台上的人闻歌起舞；第五场的紧张；第六场的热闹喧哗，等等，都是可圈可点之作。当笔者想到作曲者、指挥和乐队队员在这么有限的物质条件下能达到如此辉煌的成绩，不禁要向他们鼓掌致敬。
    这部舞剧的音乐剧作素材是根据唐代的《月儿高》、《春光》和《阳关三叠》，以及《江南丝竹》的音律，再加上印度、波斯等国的音乐曲调。素材虽是中国、波斯、印度的，但旋律处理、乐队的配器却是欧洲的。
    作曲者并不刻意仿古，除了《月儿高》这首乐曲保持了原曲的主要音型之外，其他的古调都不留痕迹地渗于舞剧的音乐里。
    舞剧的故事、造型、服装、道具、布景、化装等虽是古典的，但舞台设计、灯光、色彩、舞蹈构思都是现代的。舞剧的音乐也是这样，素材是古典的，但创作和配器技巧都是现代的。在创作和再创作的过程中，这种“古为今用”的手法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就拿《月儿高》来说，原曲音律来自印度，节奏不大规则，不适宜舞蹈节奏，作曲者把它改编为适合舞蹈节奏的琵琶曲，既使整首乐曲结构紧凑，又使旋律更为悦耳。由于张英娘的遭遇悲惨，在十六岁时已给人转卖了两次，因此在她出场时，《月儿高》便随着她的际遇而变化，时而悲伤哭泣，时而满怀希望、兴高采烈。无论悲哀或欢笑，《月儿高》始终是优美绝伦，正符合了艺术的基本法则：统一中有变化、对比，变化、对比中又有统一。
    作曲者以欧洲作曲技巧，聪明地处理了主题与主角、外国与中国之间的联系和风格上的差异。
    从曲体来讲，舞剧音乐属欧洲十九世纪凑鸣曲式的交响音诗体裁，因为作曲者把《月儿高》当为主导动机呈现在各场里，贯穿了整部舞剧的音乐。就配器来讲，作曲者运用了欧洲十九世纪中叶和末叶的歌剧或乐剧的配器技巧。
    作曲者还运用了些民族调式与音阶，但大体上都是欧洲十九世纪作曲、配器的处理。就算是那几首效果极为突出的舞曲，亦是以东方的旋律素材、欧洲的作曲和配器技巧相结合的产品，不拘泥于唐乐舞的解释。第二场《反弹琵琶伎乐天》的音乐虽然极富东方韵味，但旋律的处理、发展亦脱不了西方的技巧。这些不但无损于舞剧音乐所取得的成绩，更为“洋为中用”提供了新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