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世界周报》文章《中国经济三年能够调整好吗？》 [复制链接]

    【本刊讯】日本《世界周报》七月二十四日一期刊登横滨市立大学副教授矢吹晋在香港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经济三年能够调整好吗？》，副题为《现代化的成败取决于政治的稳定》，摘译如下：
    由于某些原因拖延了的中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总算结束了。
    在这次人大会议上的各个报告是“数字的洪水”（但是，用这些数字对中国经济进行真凭实据的分析，还是远远不够的）。
    以计划经济为宗旨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过去的二十年，除粮食和粗钢产量外，几乎没有公布过全国性的统计数字，这种事态显然是不正常的。
    对于外国的中国经济研究家的不便姑且不说，就连中国的经济学者本身，由于缺乏统计数字，也只能写内容空洞的论文。这样一来，没有理论的经济行政管理必然成为瞎指挥，造成的损失极大。平均每人的粮食同二十年前一样粮食的增长率，由于一九七七年粮食歉收，所以，与一九七七年相比，增长率就变大了。实际上，一九七七年的粮食歉收是对中国执政者的巨大冲击，从尚未发表的中国文献中即可理解这一点。
    平均每人的粮食大体与二十年前一样，这一令人惊讶的事实，在后来发表的文献中也提到了。
    这里包括若干粗略的计算，一九五七年平均每人占有粮食二百九十八公斤、一九七七年为二百九十七公斤、一九七八年为三百一十七公斤，这些数字反而证明了事态的严重性。
    解决如此严重的粮食问题的办法，目前只有两条。一条是增产粮食，另一条是控制人口增长。在去年十二月三中全会以后，把重点转移到发展农业上，大概应称之为必然的措施。好象并不仅仅因为支付引进成套设备款项的困难，才使调整成为必要的。发展农业的政策总起来表明重视农业的是计划增长率为百分之四的目标。即在去年三月公布的“十年规划”（一九七六至一九八五年，实际上是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五年）中把农业的增长率定为百分之四至百分之五，而一九七九年的农业计划则没有降低目标。
    可是，工业的增长率由“十年规划”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一降低到百分之八。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年的工业实际增长率分别为百分之十四、百分之十三，这虽然说带有从混乱中走向恢复的性质，但从这种水平降低到百分之八，是这次调整的一大特色。这种转变最明显地表现在基本建设的投资分配上。
    关于农业问题的严重性已经谈过了，所以，在这里试分析一下工业方面存在的问题。
    第一，可以认为，轻工业的形势不佳基本上是由于投资不足造成的。
    第二个问题是，迄今的确一直给予优待的重工业，没有发挥投资效果。在经济管理上看到的问题这里，我们必须注意经济管理体制和企业管理。在现行制度下，投资资金和主要设备由国家无偿调拨。而且，根据调拨往往不顺利的现实，企业的管理人员总想把超过需要的原材料、设备放在手边。如果不这样做，就难以完成计划的任务；另一方面，即使拥有不急需的闲散资材，也不会追究其经济性浪费的责任。这样一来，“争材料、争物资、争设备”普遍化了，即使不是这样，容易短缺的生产资料也更加紧张起来。
    企业的成绩是以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的百分比而予以估价的，在这种制度下，中国式经济人的思想和行动自然而然地被局限在一定的类型里。这样一来，他们甚至不重视成本高、产品质量差，企业出现赤字。“滞货和排队”就是其经济的全部象征。即一方面，库存和伤残商品的滞货堆积如山，另一方面，谋求数量有限的优质商品的消费者排长队。
    这样漫画式的事态并不一定是中国经济特有的。
    可以说同苏联东欧国家近二十年来一直探索要克服的问题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中国的现行经济管理体制，基本上是在五十年代中期以所谓斯大林模式为典范而形成的。这种斯大林模式的特征是，中央集权、通过行政命令执行计划、重工业优先等。这种模式在一定的情况下，恰如其份地运用，取得了成果。这就是说，在生产力水平绝对低下、不论生产资料还是消费资料全部物资短缺、只要生产产品就能卖出去的时代还是有效的。但是，在苏联、东欧，从五十年代后半期开始，斯大林模式的缺陷变为发展的桎梏，为了克服其弱点，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探索。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方式、匈牙利的市场引导模式等，就是其典型的例子。
    中国在一九五八年、一九六四年、一九六六年和一九七○年，对斯大林模式进行了四次部分改革。其中，比较大的改革是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七○年的改革。但是，当时中国领导阶层把商品经济——引进市场视为“修正主义化”，试图主要通过改造群众的思想，突破其界限。不言而喻，文化大革命就是其引人注目的实验。
    但是，至少从经济建设上看，文化革命是以大失败而告终，这是今天的评价。“三年调整”的意义如果象以上那样看待存在的问题，大概就会明了这次“调整、改革”的困难程度。就是说，缩小投资规模、调整投资方向这一大政策决定，通过中央计划部门的决断是能够办到的。但至于有效地管理这些投资、以及改革整个日常经济活动，事情就与大约一亿职工的意识和行动以及这些意识、行动的组织原则有关。
    从引人注目的贸易来看，可以认为，越来越有必要大大推动出口。
    最后想指出的是，国务院设立了财经委员会。以主任陈云、副主任李先念、秘书长姚依林为首，并任命十名委员。这个委员会由占国务院十七名副总理中的大致三分之二的成员构成，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与经济有关的阁僚会议，也可以说是小型国务院。在经济调整、改革中，这个委员会将怎样发挥作用是引人注目的。
    总之，似乎可以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四个现代化的成败，取决于长期的政治稳定以及政治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