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读卖新闻》访华团通讯：《三十岁的中国》──第二部分《实现现代化的困难》（中） [复制链接]

    “四人帮”最猖狂的时代下降到了极点的出勤率已经改善。在南京的无线电工厂，据说上升到了平均百分之九十三左右。但是，在树为模范的大工厂尚且经常有百分之七缺勤，恐怕迟早非采取什么措施不可。饭店职工和商店售货员的服务态度比前一时期好了一些，却还离国际水平十分遥远。
    我们在日本时以为，中国人为了提高生产，总是象白家鼠那样辛勤劳动，而这种印象同我们所看到的现象，无论如何也不相一致。没有“竞争”的社会本来，中国人是以勤奋闻名于世的民族。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政治上严重混乱，工人中要认真工作的风气逐渐淡薄了，加剧了经济建设的停滞。它的后遗症，坦率地说，好象还没有完全消除。
    为什么会这样呢？有必要认真研究。这次访问中国时，经常有人问：“日本经济在战后飞快发展，原因是什么？”我总是这样回答：“是竞争。”几年前，中国人听到我的解释，一定会回答说，“中国没有竞争，而有斗争”。譬如说，把批林批孔所激发出来的群众的精神力量引向工作，生产就自然而然地提高了。但是，这话我连一半也不能理解。
    在这个国家里，国营企业尽管生产搞得不好也绝不会垮台，工资制度是平均主义的，在自力更生的原则下远离国际交流的场所。在这样的国家里，根本不存在“竞争”。在这样的社会中，要激发起劳动热情，大概确实需要树立国民的共同目标，要求国民拿出“忘我精神”来达成目标。
    这个国家的目标是阶级斗争，打倒修正主义，进而完成革命。但是，如果认为单靠这一点就能提高干劲，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不出所料，有能力的人拼命劳动也是白费劲，被政治活动搞得精疲力尽的工人失去了工作热情。
    如今中国检查了这种错误，正试图从精神刺激转为物质刺激，从无竞争社会转为竞争的社会。农业方面是保证自留地，提高农作物的收购价格，容许自由市场。工业方面是恢复奖金和年终奖制度，强调企业独立核算等等。
    发奖金是一种想借助收入的差距来激发劳动热情的做法。然而，极端地用这种做法，难道不等于是同以缩小差距为目的的中国式社会主义的理想背道而驰吗？
    物质刺激和精神主义不同，是要花钱的。这个国家在计划进行庞大的开发投资，如果过分依靠物质刺激，也就会产生本年度的财政是否要拮据的疑问。“露天市场”别有天地记者：清水嘉健
    驱车在中国各地的城市游览，在近郊或远郊的一角常常会突然遇到拥挤杂乱的人群。
    这就是自由市场——说得通俗一点就是“露天市场”。农民不必把自留地上出产的蔬菜和水果卖给人民公社，自己可以以自由的价格出售。
    一看到不加装饰地摆在地上的蔬菜、切成块儿的肉和鱼，对于已习惯在现代化的超级市场上买东西的我们日本人来说，有点儿接受不了。
    在上海的顾客拥挤、杂乱无章的市场上，往返一次足足用了一个多小时。粗略地估计，卖主大概有四百人。
    有趣的是，卖东西的农民确实是“积极叫卖”的表情，摆出一副惹人注目的架势。国营商店的售货员们对顾客十分冷酷。
    在中国，也是自由市场上的价格普遍高于国营商店的价格。然而，为什么自由市场又这样得顾客之心呢？
    中国是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集体生产制度。可是，计划经济的弊病是，商品上市动不动就不充足，品种也偏缺。自由市场起着弥补计划经济这种缺陷的作用。并且，在自由市场上出售的产品是附近自留地上的产品，因而货鲜质佳。卖给国家的产品，为了照顾消费者，价格被限制在一定的水平上，但是，在自由市场上，只要质量好就能以高价出售。
    尽管如此，如果不加限制地扩大与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差别的自由市场，至关重要的向国家出售的产品，在质和量两方面都将受到损失。官僚主义记者：山本和郎邮局里的姑娘摆架子在这个理应没有阶级的国家里，阶级却俨然存在着。现在火车仍然有“硬座”和“软卧”之分。在军装上，四个兜是干部（军官），两个兜是士兵。“干部”一词，下个定义很难。有时它作为名副其实的干部意义使用，但有时，连邮局卖邮票的姑娘也摆架子说：“我是干部！”
    无论农村、工厂，还是机关，“干部”一词有些泛滥成灾。
    和这种风潮互为表里的现象，不言而喻就是官僚主义。机关文件的“盖章旅行”在群众中流传着批评机关工作的“公文旅行”的笑话。据说，什么事都要发文件，发出的文件就开始了层层批准的“长征”。一个剧本接受检查，要通过四道关。
    在中国，工厂的工人无论多么怠惰，他的上级把他开除的现象，几乎没有。这好象多半是因为实际上没有决定开除的权限。不仅权限过分集中于中央，而且，下面的负责人对于一切日后可能要由自己负责的问题，都不亲自过问。
    这种官僚主义并非社会主义的中国在三十年中突然产生的，而是由于三千年之久的封建主义的老根还顽固地保留着。现在的中国人是深知这一点的。中国社会的传统，大概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