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报报道《基辛格考虑前程》（下） [复制链接]

    据他的讲演经纪人声称，“基辛格是美国最受欢迎的演讲人”，每讲一次至少得一万美元。
    据估计，他的一年收入超过四十万美元（不包括版税）。但是其中三分之一要花在保卫上面。随时随地都有一批保镖跟着他，尽管他抱怨开销太大，却认为自己仍然需要这样的保卫。据说他可能是日本“赤军派”或巴勒斯坦“拒绝阵线”黑名单上的人物。
    此外，基辛格还得付两笔庞大的法律诉讼费，其中之一是关于他在职时的电话记录该归谁所有；另一项诉讼是有人控告他在职时指使偷听部下的电话。
    基辛格说，“除去诉讼、保卫和债务，剩下的钱并不是多得不得了。”尽管如此，当决定是否竞选参议员的时刻来到时，“我最终将根据我干什么贡献更大些来考虑作出决定”，而不是主要考虑收入多少。
    他夫人的意见也将是有影响的。她公开地对基辛格可能竞选参议员一事不表态：“亨利想干什么都行。”可是私下里她很不以为然，她最怕竞选，希望她丈夫不去竞选。
    基辛格夫人说：她丈夫不去竞选也有很多事情可干，过得“很幸福”。朋友们也说，他表现得轻松愉快。然而，当最近采访他时，他看来紧张而阴沉。他否认对政府对中国采取的主动感到不高兴。这件事是布热津斯基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卡特通过电视向全国宣布前一小时
    ——打电话告诉他的。
    基辛格说，他同意跟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基本目标，但“对时机和条件有些疑问”。当问到是否因他对这样的国际事态发展缺乏影响力而感到灰心丧气时，他的语调变得尖锐起来。
    “要是每当发生重大事件时，我都认为自己应当是在办那件事，那我会发疯的。”
    他面带怒容继续说：“那我会无时无刻不在追忆往昔。现在我并不把自己看作是国务卿，也并不试图主持日常政策。”
    尽管这么说，基辛格在谈到他的目前景况时，显得若有所思。他承认自己有点自命不凡，“要是你担任过很高的职务，以后再干什么也总觉得不象过去干过的那么重要。唯一的一次使我怀恋过去，就是戴维营会谈，因为那些人我全熟悉。我多少有点希望自己能参与其事。”
    当然，基辛格并非跟对外政策当局毫无联系。万斯国务卿是他的朋友，两人经常交谈。卡特宣布同中国建交以后的那个星期里，万斯给他的前任详细地介绍了情况。国务院平均每周向基辛格介绍一次情况。基辛格自己估计他每六个星期至两个月跟布热津斯基谈一次。
    据他的老友洛德说：“外国领导人来到美国总要找亨利。”常驻美国的外交官如苏联大使多勃雷宁经常请基辛格吃午饭。纳尔逊·洛克菲勒说：“此人在全世界的关系比任何人都多。”
    基辛格还是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理事，三边委员会执委会成员。此外，他还担任其它无报酬的职务，例如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和大都会艺术馆的理事。但是，他承认总有一天得找点什么正经事干干。
    有人猜测基辛格既然当不了总统，他最想干的恐怕是再度出任国务卿。
    如果真有这样的机会，基辛格说：“真要说你不想干，那就太可笑了。可是你要真的去为此而奔走，那就愚不可及。为了重进政府而荒废了一生的人，有的是。”
    就这样，在发生重大的国际事件时，基辛格只能满足于礼貌性的介绍情况和自己的回忆。
    同前总统尼克松的关系也是一个激起基辛格强烈反应的话题：“你必须理解两件事：首先，尼克松任命我担任国内两个最高的职务，对此我不会忘记。其次，在对外政策方面，他是个好总统。在社交方面，我们并不亲密，个人关系也不密切，可是我们的工作关系很好，我尊重他对外交政策的指导，感谢他给了我服务的机会。”
    基辛格和尼克松虽然都已下台，但仍然享有不少特权。任公职的特权逐渐消失，有权势的私人朋友提供了便利。他和夫人每月至少有一两个周末在洛克菲勒的波坎蒂柯别墅度过。他在那里写作，散步，游泳，跟洛克菲勒夫妇一起消磨时光。
    这样的便利弥补了其它的损失。接近基辛格的人说他并非失意人物：“他不排除竞选参议员这件事，说明他是朝前看的，但目前似乎还没有到跃跃欲试的程度。”
    显然基辛格很想再有机会按照自己强烈的观点决定国家的政策。
    谁也不知道是否再有这样的机会。可是基辛格自己表示对前程并不着急。
    他板着脸说：“对于自己，我是个宿命论者。我一生忙碌，幸而事情总算顺利。我深信会继续如此。也许不是如此，到时候再说。我希望会发生某种情况，使得做出决定成为没有必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