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搞现代化所要注意的问题（待续） [复制链接]

    【本刊讯】香港《明报》三月二十六日报道该报记者采访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经济系主任薛天栋时的谈话，题为《中国搞现代化所要注意的问题》，转载如下：
    本月二十二日，新华社公布，中国的基本建设规模大，根据一九七八年普查统计，全国全民所有制在建项目达几万个，按照目前的物力和财力，要把这些项目统统建成，从现在起就是不再上一个新项目，也得要几年的时间，而且物资供应开始出现缺口和扩大，反映了中国会被逼节制现代化计划的步伐，同时检讨各地方是否能配合大型的发展，本报记者访问了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经济系主任薛天栋，提出他对中国现代化的分析，以下是谈话的节要。
    记者：不久前，北京搁置了自日本进口的一些谈判，这件事是否显示中国现代化的推行过急了呢？
    薛天栋：从常识来判断，很可能是快了一点，在打倒四人帮后，中国现在已经是一种新的形态，但有一大部分人的想法也许还未能适应过来，一下子转变这样大，虽然中央少数人知道追求的步骤应该怎样做，但下边执行的干部却很可能无法立刻接上。这样的话，一方面中央推动得很急，基层接棒的人却不那么快，于是出现脱节了。
    我的感觉是，现代化的步调似乎是走快了，所谓现代化，其实可以按部就班来做，在以后的日子都可以搞，不一定非要限定某十年或者十五年内干到那一个程度不可。你提出时间表也成，可是计算要十分精确，好象经济学里的线型规划，要看限制而调整，在每个方程式后面跟着可用的资源，如果没有考虑到这点，情况就会象目前的中国一样，出现很多缺口。这些缺口事先没有很好的计算，发生后要执行的单位去弥补，整个国家算下来，就已经超出自己的容量和能力，反而把现代化的速度拉慢了，所以一个计划经济要做得好，必须掌握很完善的数据，拟订出精确的计划。
    关于中国的经济资料，我们所知的不多，只就印象来说，它很可能在没有充分规划下，抓着太多要做的事情。
    记者：从中国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是否足以支持现代化的规模？
    薛：通常做经济计划会有许多选择，至少可以分做三个：上限，常态和下限。上限是较乐观的，还有平常和较保守的。我粗略计算一下，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似乎放在上限，就是在乐观情形下能够达到的境界，然而实际条件却是很弹性的。
    照四人帮垮台后的中国经济来看，这些目标很有机会实现。
    记者：在过去的两年里，中国输入了不少技术和机械，你认为一个国家要搞现代化，除了技术外，还需要些什么？
    薛：中国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直至一九五八年的期间内，注重的是广度工作，意思是把中国所有的闲置资源尽量消灭掉，所以不容许有失业的人，每个人都得工作，每样东西能用的话便尽量用，这种方针推到极端时，什么都派上用场，却忽略了生产力的重要性，每个人都用了，但没有计较工作的效率，变成工作量相对地低。虽然如此，总数相乘起来，成绩还算不错。其后大跃进过了火，生产低跌，六二至六六年内，开始了加深的工作，只谈深，少谈阔，这是政策上很大的修正，要求生产单位的效率提高，但这样做得太起劲，岂不是靠近了资本主义？逐渐脱离了在中国实现人人平等的构想，深度愈挖下去，广度就更难以兼顾，结果文化大革命一来，又是讲求阔度，抛开了深度，现在又回过头来，再搞深度了。
    在目标上，阔度起码更加强调公平，而社会主义认为，公平性要比有效性更加重要，深度则认为效率比公平要紧一点，准则只有这两个，它们在许多环境中又是互相冲突的，要搞好一个，就得牺牲另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在人类社会中很少看到。
    记者：中国学习西方的工作方法是否可行呢？
    薛：所谓经济规律，意思就是，假定有一套办法，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这样在中国是可以接受的，当然在执行的过程中，也许会损害了中国构想的一些目标，但需要具有一个可容忍的限度，超过了的话，才另行打算。
    除非不搞现代化，否则其它方面无可避免要迁就一下，这是唯一的代价。
    记者：意识形态是不是也要跟着改变？
    薛：中国学习外国现代化的先进经验，好多事情可以做得比从前更进步，对中国所要达到的社会主义目标也不一定有所损害。如果从生产函数中的产量来看，中国如今生产很多东西的质量相当差，所以它要向西方学品质控制，这是个中性的问题，没有什么形而上的纠缠。再从输入因素来看，第一个是劳动力，在中国的体系之下，假设对于工资一点都不作鼓励的话，大家拿的钱都是一样，你工作不管多少，也是拿这么多钱，工作的成效会变得很低，除非真是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牺牲的精神很大，否则有人就抱袖手旁观的态度。曾经有个教授对苏联作过估计，那个体系下浪费掉的工作时间，大约占总量的四分之一，中国的情况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