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镜报》文章《大陆人多未必好办事！》 [复制链接]

    【本刊讯】香港《镜报》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号刊登署名马哈甘的题为《大陆人多未必好办事！——漫谈中共的人口与干部问题》的文章，摘转如下：从人多好办事谈起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多好办事”，是大陆一个时期流行的口头禅，代表了一部分人的看法。人多，的确有好处，它意味着有深厚的人力资源；对于人力不足的国家来说，更感到它的宝贵。但中外古今的历史证明：它并不具有不可战胜的优越性。
    汉族是中华民族中最大的民族，但它多次处于少数民族的统治之下，较近的例子是元朝和清朝。在世界近代史中，更是充满这样的事例。人口少的西方国家英、荷，统治了人口比它多许多倍的印度、印尼。
    温故知新。回顾一下历史可以帮助那些具有盲目优越感和盲目自信心的人们清醒过来，从而着手研究一下，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使自己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致被外国侵略蹂躏。后一危险，即使在今天的中共，仍然存在。俄国的人口比中国少几倍，但中国感受到了来自北极熊的沉重压力。
    “四人帮”垮台前的实践表明，人多的长处并没有有效地在一九五七年以后被动用来推进国家的现代化。在“人多好办事”的笼统提法影响下，中国人口从解放前的四亿五千万增加到九亿，翻了一番。文革期间，由于国务院主管计划生育机构的权威遭到削弱，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泛滥，某些地区人口的增长率甚为惊人。人口的陡增给中共的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如何养活九亿人口已煞费苦心，怎样满足人民期待已久的生活改善和提高，更显得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艰辛。由上观之，人口众多的问题具有两重性，而且两者可以互相转化。解决得好，它是有利因素；解决不好，它是沉重负担。对于这样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必须妥善地加以解决。中共的几多几少
    中国人口众多这个特点，加上经济文化落后，给中国的干部和工农劳动队伍带来了显著而深刻的影响。摆摆情况，就发现这支队伍与四个现代化很不适应。
    干部多。干部是新名词，干部多也就是传统所说的“长官”多。以农村干部为例，全国约有五万个公社，假设一个公社把它本身和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加在一起共有六十人，那么全国就有三百万人，如果以四十人计算，也有二百万人，中国的农村“长官”等于两个外蒙人口的总和！
    懂得现代化管理的人材少。这方面，农业最为突出，在上面那二、三百万干部中，真正懂得现代化农业的，恐怕十分之一都不到，包括陈永贵在内，较为熟悉的是小生产者的农业。
    工业企业管理，比农业稍好些，但也深感现代化经济管理人材的欠缺。在林彪、江青长期叫喊“政治可以冲击一切”，乱批“唯生产力论”、“业务挂帅”和经济院系停办十年的情况下，不出现人材欠缺才是怪事。“四人帮”覆亡后，对科技人材的欠缺较为注意，但对管理人材的专业性和欠缺则注意不够，所幸，这个问题已被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在一次会上强调培养经济管理人材的重要。
    科技人材少。中国的科技人材不到五十万，这个数字跟全国人口简直不成比例。美国的人口比中国少几倍，可是它拥有四、五百万科技人材。俄国也有三百万。看来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要达到美国的水平，还有一段艰巨的路要走。
    农民多，产量少。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八十。一个农民的劳动只能养活两三个人。而美国的农业人口只占百分之七，所产粮食除满足全国两亿人口消费外，并有大量余粮出口。（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一版）现代设备少，机械化程度低，人力物力浪费多。举一反三，请看几件一般性的事实：
    不久前，一个港九的福建同乡旅游团到一个水果罐头厂参观，发现这家工厂的工艺以手工劳动为主，甚至削菠萝也还用手工，参观的人出于对中国侨乡四个现代化的关心，主动向厂长提出，等他们回到香港购买一台自动化机器送给这家工厂，以减轻工人的体力劳动，提高生产量。但厂长的回答很使他们感到意外。厂长一方面感谢他们的热忱和好意，一方面又婉言谢绝，并坦率地说：如果收下这台机器，那些从事手工劳动的工人就会没有工作！这位厂长谈的问题应引起足够注意。随着现代化、机械化程度的提高，所腾出的大量劳动力将如何安置？四个现代化的计划部门必须有远见地早为筹谋，给予统筹安排。
    有个日本参观团在北京参观一家工厂的科室时，询问定员多少，接待人员说：十三人。日本客人说：我们那里只需三个人。表现“机灵”的接待人员马上接着说：这十三人中有一半是“实习”的！即使减去这一半“实习”的，也还比人家多一倍多。承认落后是赶上先进的起步，掩盖落后只能使自己距离先进越来越远。
    文革期间，几乎全部高等学校“停课闹革命”，浪费很大。有的大学每月教职员工工资连同其他费用共约支出一百万元，一年是一千二百万元，以六年计，总数就是七千二百万元！不算教职员工非自愿地虚度宝贵光阴的浪费，光这个七千多万元的财富，要费多大的劲才能创造出来，要耗掉农民多少个劳动生产日！
    再以北京工人民兵为例，一个三千人左右的工厂就每期派出七、八十人去加入“民兵小分队”执行任务，而这个工厂的产量任务不变。这表明：第一，这个工厂若不是有近百人人浮干事，那就是加重了其他工人的劳动强度；第二，国家机构的寄生性已扩展到了生产单位工厂——而华叶邓体制是反对这种寄生性的。
    以上几多几少，说明人多未必好办事，组织领导不好，就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甚至破坏。但这仅是问题的一个侧面，关键在于领导层，在于“长官”。“长官意志”代替客观规律
    中共经济发展滞缓，除了没有经验，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长官意志代替客观经济规律，不尊重客观规律，瞎指挥。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计划是由国家制定的，不是象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由经济规律自动调整，因而长官起着特殊的作用，瞎指挥的后果具有灾难性。
    笔者认为，为了客观地总结中共建国的历史，有必要指出，文革斯间林彪江青的“革命意志”代替一切，固然给中国几亿人民带来了大灾难，而在这以前，中国由于长官意志代替客观规律，已经发生过一次大苦难，这就是今天仍有“谈虎色变”之感的大跃进后经济困难时期，这个时期因营养性水肿而死亡的人数远远超过淮海战役！能上不能下终身当长官
    在大陆，一当上了干部，如果不犯大错误（文革期间情况例外），就等于买了保险，可以当一辈子干部。对干部来说，这是优点；对老百姓来说，这是缺陷。缺陷在于巴黎公社的直接选举和罢免的人民群众监督原则没有得到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可以转化为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下级怕上级给小鞋穿，老百姓怕干部给小鞋穿，就意味着这种转化。遗憾的是，这种现象已经相当普遍。如果对这个量变引起质变的现象不引起高度警惕，人民的政权就会变成压迫人民的政权。
    不少干部只能官不能民，只能上不能下。相当数量不称职的干部占着茅坑不拉屎，死死抱住“长”字不放。这类干部的问题如不适当解决，那个单位群众的积极性就会被挫伤。如果让这类干部一辈子以他的“长官意志”瞎指挥，那后果不难想见。必要的干部惩奖任免制度、退休制度，包括已达退休年龄的能者仍可当顾问的制度，到了急需恢复、修改、制定和实施的时候了。需要几个带头
    要扭转一九五七年后，特别是文革以来变坏了的社会风气，要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笔者认为下面几个带头是不可缺少的：
    第一，带头搞“立党为公”（这是周恩来在十大报告中的话，应该看作是他的政治遗言）。随手举出一例，有一个农村支部，几个党员“协商”轮流当队长，当队长期间，每个人在社员群众的“主动”“热情”帮助下，都盖了新房子，而普通社员盖房子时，别的社员就不会有象对干部那样“主动”“热情”了。如果党员、干部不能“为公”，它的严重后果是不言自明的。
    第二，带头实事求是，带头摸老虎屁股，特别是自身的老虎屁股。做不到这一点，活泼的政治局面不会出现，即使出现了也不会持久。人民当阿斗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第三，带头学习现代化管理知识，研究和掌握客观规律。彻底砸碎江青所强加的“政治挂帅”这顶帽子，虚心地老实地认真地学习和总结，对于实现四个现代化有着最现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