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闻周刊》登载霍尔格·詹森的访华文章《上海探家记》 [复制链接]

    说上海空气污染十分严重；街上挤满了自行车和人群，人行道上熙熙攘攘，交通秩序很差
    【本刊讯】美国《新闻周刊》二月五日一期刊登霍尔格·詹森的一篇访华文章，题为《上海探家记》，摘译如下：
    中国航空公司的一位女服务员广播说：“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现在正飞经扬子江上空，很快就要在上海着陆。”朝下看，中国最大的河流象一条黄色的泥蛇，弯弯曲曲地从我的出生地上海的旁边流过。这是一次怀乡之行，我为此等待了三十年。但是，我到底还记得些什么呢？我的出生证上写着，我于日本占领时期出生在上海市立医院。我最初能够记起来的是一座漂亮的红砖瓦房，外面是一个大花园。家里有一群中国佣人，他们对我娇生惯养。我出生后的头五年是在那里度过的，直到共产党夺取了政权，毛泽东命令外国侨民必须离开后，我才离开那里。现在，由于卡特和邓小平的努力，我得以回家来了。
    随着飞机的降落，我竭力回想着关于这个城市我的双亲曾对我讲过些什么。他们总是说，他们在这里度过了一生中的黄金时期。
    我的双亲时期的上海是一个有外国租界的优雅的城市，侨民们住在殖民地的公寓里，周围筑有高墙，与中国老百姓隔开。我来这里不是为了同那个早已过去的时代进行比较，因为那是属于另一代人的。我是来看看中国最近发生的巨大的变化的——摆脱了激进的毛主义，打开了竹帘，开始寻求外国的资金和技术，等等。但是我发现，要完全不理会那些经常使你想起上海的殖民地痕迹的东西是很难的。
    已经有八十到一百年历史的堂皇的旧房子依然存在，只是现在住满了中国人的家庭，四口人住一间。上海外滩还是老样子，这是黄浦江边一个著名的休憩地。豪华的原上海俱乐部现在是一个旅馆，供各省来沪的人住。我下榻的锦江饭店备有纯银餐具，上面刻着这家饭店原先的名字：“国泰旅馆”。我房间对面是原法国俱乐部的花园，现在这里是政府宾馆。
    我的父亲是丹麦的化学工程师，当时是芬兰驻上海的名誉领事——这大概是由于那里没有芬兰侨民的关系。他在中国住了二十五年，同我的俄国母亲结了婚。他们一起在上海和汉口开办了一家詹森
    化学实验室。日本入侵时，业务停止，我的父亲成了丹麦亚细亚制曲厂的董事，搬到了上海西郊。
    我没有地址，只记得那是在苏州河边的兆丰公园附近。“别担心，我们能找到”，上海市外办的一位翻译对我说。“这一带还有很多老住户，他们知道这座房子在哪里。”果然，他用了半天时间就弄清楚了，兆丰公园现在叫中山公园，我的房子在光复路，工厂现在叫上海制曲厂。
    当我回到我儿童时代的家里时，上海制曲厂的全体职工都放下工作来欢迎我，厂长带我参观了房子。房子的底层现在是托儿所，楼上是办公室。花园不见了，盖起了新厂房。只有两个工人还记得我。
    当天下午，我同这两位老人聊天，给我儿童时代的家拍了几张照片。
    上海是中国的纽约，是最国际化的都市，最大的工业中心，最繁忙的港口，也是烟雾最多的地方。空气污染十分严重，有时甚至遮天蔽日。我看到许多中国人象东京的日本人一样戴着面纱。翻译解释说，市政当局最近才着手解决这个问题，现在要求工厂都要安装控制污染的装置。
    上海有一千零八十万人口，按不同的班次上工，工厂生产的东西从鞋到汽车，什么都有。街上总是挤满了自行车和假日出来逛街的人群，他们在南京路上从一家商店走到另一家商店，在人行道上熙熙攘攘，根本不理会坐在主要十字路口岗亭里用扩音器大声发号施令的警察。驾车的人、卡车司机、汽车司机也不遵守交通讯号，逆向行驶和随意停车。上海现在是中国最轻松和最少政治色彩的城市之一。这里的宣传栏和标语牌比较少，而在北京，华而不实的共产党宣传仍然很流行。我的翻译说：“我们把空洞的口号取下来了，现在我们要多干少说。”
    我在上海的三天中没有看到一张毛泽东的像。同我谈过话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提到“四人帮”。他们现在更感兴趣的是，我在哪里买的羊皮大衣。他们想知道，是不是真的每个美国人都有汽车。他们还热切地打听国外东西的价格，如一架电视机、一辆自行车以及在饭馆吃顿饭要花多少钱等。在摆脱了政治上的限制以后，上海人民看来准备实行放纵的消费主义，只是由于南京路上商店里的商品有限才受到限制。
    上海也象北京那样有“民主墙”，居民们在那里发表他们的意见。但这里没有要求人权的大声疾呼。我在那里时贴出的一些大字报谈的都是些小事。
    上海人民看来对他们新得到的自由是很满意的，而且他们显然赞同政府对西方开放门户的政策。
    我在去广东前在机场候机室等候时，一个蓄着小胡子的老头走过来练习他的荒废已久的英语，他对我说：“又一次见到外国人，很好。希望你们有更多的人到这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