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记者帕克斯发自北京的报道：《中国把手伸展到新大陆》 [复制链接]

    【本刊讯】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一月二十八日刊登迈克尔
    ·帕克斯发自北京的一篇报道，题为《中国把手伸展到新大陆》，全文译载如下：
    中国展开了使其经济和社会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实现现代化的运动，这个运动正在把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推进到一个实行空前未有的变革的时代。
    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变革正在象一连串爆炸力越来越大的爆炸那样展开：这个有着四千年历史的中央王国在以惊人的速度向外开放。在五年、四年或三年前在这里还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事，现在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争取人权的民主运动不仅为共产党领导人所容忍，而且已成了决策时考虑的因素之一。中国人为这种新的自由感而感到振奋。北京的一位教师说，要是在两年前，她甚至不敢在大街上给外国人指路，现在却同本记者讨论了四个小时的政治问题，并邀我到她家去见她当行政干部的丈夫以及到她任教的中学去。她说：“对我们来说，这是一场新的革命。”
    ——为了加速经济发展，中国在引进资本主义管理技术。中央计划人员自己也主张更大地依靠市场力量来促进发展。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排斥知识分子的过激派统治中国时被解职的工程师、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现在被重新起用，向他们道歉，并发了奖金。广州几家被收归国有的工厂的过去的厂主甚至重新被聘为经理人员。农民勤勉劳动和有事业心现在受到奖励，而不再受到惩罚。二十年来经济上与世隔绝的状况已经过去，中国现在几乎每天都同西方企业家签订价值一亿美元的工业项目的交易，其中包括兴办联合项目。
    ——在经过三十年的敌对（这种敌对促成了两场大规模战争）之后，中美两国发现它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北京的副总理邓小平将赴华盛顿努力扩大这种共同利益。
    ——已故的毛泽东主席建立的新社会也在同样迅速地发生变化。青年们返回了学校，考核的标准是他们的学习成绩而不是政治热情。知识分子重新受到尊敬，不再被视为应被清除的“臭老九”了。中国现在在寻求原来的资产阶级给予支持，他们的子女和孙子孙女不再被歧视了，有些人甚至迁回到他们原有的住宅。年轻人在跳舞，文艺在复兴。
    中国的形象在全面改变——不是变回到共产党三十年前在这里取得胜利以前的那付样子，而是变为某种不为人所知的、无法预言的新模样。中国人自己对中国未来的设想是不同的；大多数的设想是非常理想化的，美好得象梦境一般，这反映出全中国各地存在的轻快的乐观情绪和热情，但是，认识到中国二十世纪的政局是如何动荡多变，大多数期望也是有点闪烁其词的。
    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切呢？中国历史上可资比较的事例是丰富的。中国一个世纪来曾经几次展开过实现现代化的努力，但是，每次都是远远没有达到目标，而且有一、两次的结局是灾难性的。
    早先，外国曾试图打开中国的大门，总的是为了把中国作为销售西方商品的市场和原料的来源地，但它们的这些尝试只是暂时取得成功，到头来却引起了激烈的排外反应。中国自己采用外国体制（例如苏联的体制）以寻找政治和经济样板，但是，实际上，这种吸取外国东西的做法看来是同他们的传统背道而驰的。
    人们把中国同日本在十九世纪在明治天皇统治下由封建社会进行变革的情况作比较，研究发展的经济学家在猜测中国会如何（在更大得多的规模上）仿效南朝鲜、台湾、新加坡和香港所取得的成功的榜样，以及会如何按本国情况采纳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
    但是，我觉得还是把中国同苏联相比较为宜，我在苏联担任过三年记者，而且，把中国同另一个共产党大国相比较，可能会比其他大多数分析都更有助于估价中国目前的变化。
    人们尽管没有过高估计当前政治上放宽限制的程度，也充分认识到文化上的一切不同之处，但是仍强烈感觉到今天的北京比莫斯科至少从二十年代以来要开放得多。
    虽然近十年来俄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已经成长为一支真正的政治力量，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中国的民主运动在短短的三年之内就发展起来的那种活力，更不用说那样大的行动范围了。
    萨哈罗夫博士每年春天在人权日集合其他批评苏联政权的人们举行静默示威时，秘密警察立刻就赶到现场；在北京，现在警察只是维持一下秩序，最近企图限制当前的政治辩论的尝试已经引起了抗议。苏联秘密警察残酷追捕地下刊物现代大事记的编辑者，而中国当局却根本没有设法去制止公开散发越来越多的地下刊物。
    中国官员现在敢说话了，其直率程度在莫斯科几乎闻所未闻。西方各种政界人士、实业家和报人同他们的接触看来越来越多了。现在报纸上明显地出现关于中国对内政策的辩论，而北京的官员一般地是愿意同外国人讨论这些问题的。例如，四位美国参议员曾同中国高级军事指挥官交谈过中越边境的紧张局势和他们对苏联战略力量的估计；来访的美国记者采访过草拟中国新法规（当前最敏感的政治话题之一）的专家。
    与此成对照的是，苏联官员除了平淡抽象地谈一谈党的路线以外，很少敢于冒险同外国人谈什么。
    要推断克里姆林宫对政策的辩论只能凭间接情况和广泛的研究。苏联官员说，这种强制性保密是俄国的传统作法，由于布尔什维克在国内反对和外国干涉下执掌政权曾遇到过困难，因而更加强了这种作法。
    但是，人们今天仍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在现领导的领导下实施新的方针，他们所具有的自信心是俄国人还没有具有的。看来克里姆林担心自己无法成功地同西方民主政权的吸引力相竞争，而中国领导人看来却认为自己的政策确实得到群众的拥护。莫斯科不断地耽心可能受到“西方资产阶级颓废思想”的腐蚀，而北京看来正在向几乎一切外国影响（不论好的还是坏的）开放，确信自己有力量吸取有益的东西而抵制其他的东西。
    中国的许多新政策都证明了这一点，如中国派了上万名最优秀的学生到西方培训；几乎是公开允许中国人听“美国之音”和其他外国电台的广播；到中国参观访问的外国人（包括华裔）越来越多，而且让他们到许多边远的地区参观，等等。
    但是，这一切全都能够持续下去吗？如果这次争取实现现代化的努力再次达不到其雄心勃勃的目标，那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会产生强烈的反作用吗？
    变革的势头之猛（如此之快地发生了如此之多的情况）使一些人感到担心。期望实现不了的可能性（日常生活只得到微乎其微的改善，经济发展的速度几乎不可避免地达不到）也同样使人感到严重担忧。
    此外，还有推动实现现代化的动力、现已七十四岁的邓副总理的健康状况和他的支持者的政治力量的问题，一旦邓副总理逝世，他的支持者可能会容易受到责难。
    中国人说，中国当前的方针得到了近十亿人口中的大多数人的积极支持。正如我在北京认识的那位担任中学教员的朋友尖刻地批评的那样，“中国人和俄国人不一样，俄国人是因为没有别的办法而不得不消极地接受苏联的制度。”中国人还说，争取实现现代化的越来越加速的步伐会在较短的时期内使这一方针成为不可逆转的方针
    。
    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说：“这并不是钟摆的摆动，这种比喻是错误的。我们的滚滚向前的潮流不会失去势头，不会崩溃。我们大家现在都确信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