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时代》周刊特稿：《中国说：“你好！”》 [复制链接]

    说今天中国称外国游客为外国友人，这些友人是带着照相机、录音机和圆珠笔到中国去的，因此他们回国时都掌握了一些证据确凿的事实
    【本刊讯】美国《时代》周刊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一期刊登该刊记者德马雷斯特的一篇特稿，题为《中国说：“你好！”》，摘译如下：
    今天中国称外国游客为外国友人。
    当今的外国友人，都是带着照相机、磁带录音机和圆珠笔到中国去的。因此他们回国时都掌握了一些证据确凿的事实。他们到中国访问时还知道自己是在访问一个世界上人口最众多的国家
    ——现在也许已经有十亿人，居住在面积仅比美国略大一点的国土上。当然，这是一个长期来反对美国的共产党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凡是公共场所都有着已故主席毛泽东的话、塑像或画像（在今天往往同华国锋主席的像并排张贴或悬挂）——虽然今天已经很少看到毛主席像章和一度到处都是的毛主席语录的红小书了。人们在表面上公开声称是按照毛泽东—马克思的老一套的话生活和工作的，这些话坚持认为：每一个人的劳动都是为了社会主义这个更大的目标，实际上，如同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一样，劳动就是努力工作以挣钱。
    外国友人一下轮船、火车或飞机就得到了这样一个印象（事先安排的官方的活动除外）：这是一个极其轻松、十分亲切和开放的社会。
    中国是古老的中央王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绵延不断的国家，这个民族四千年来对世界其他民族都抱着一种即令不是轻蔑的态度的话，也起码是一种优越感。中国同时又是一个异常有礼貌的现代国家，现在既已渡过了残酷的内部分裂局面，又十分讲究实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迫切需要外国的资金、技术和支援，因此到最近几个月才开始对美国人拉开了竹幕。现在前去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还特意吸引一些中国血统的外国人去访问。
    中国人的住房条件多半都很差，因为中国是世界上城市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之一。但是在上海和广州，人们几乎感觉不到美国、欧洲或者亚洲其他城市那种近乎表面化的紧张和摩擦。有一种解释是，那里的市民都受公共道德的约束，这种道德在一九四九年革命以前并不明显。譬如，如果有个青年把显然是偷来的或者通过其他不正当途径得来的手表或者半导体收音机拿回家的话，不仅一定要交出来，而且还要作“自我批评”。
    中国人天不亮就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街道干净到了家。有个妈妈端着一个小男孩在人行道上拉屎，拉完后立即就把屎包了起来，最后送进了稻田。凡是可以回收的东西，在垃圾堆里是找不到的。
    一小组一小组的妇女用竹子扫帚加上非常有效的三轮清洁车扫大街。中国城里没有狗。
    去上海的快车不是烧煤的。一台闪亮的柴油机车牵引着二十节车厢，其中两节是专供外国友人乘坐的。车厢的设计式样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十九世纪）的，但却是最近制造的。
    中国人的穿着还过得去，虽然衣服式样很呆板。多数城市里，男人和妇女都是穿浅色上衣，深色裤子，虽然有些城市的妇女现在也穿色彩鲜艳的印花衬衫和裙子。偶尔碰上一个高级官员，凭着他身上穿的剪裁合式、有着四个兜的笔挺的灰色毛制服就可以辨认出来。虽然中国在制作吸引人的珠宝装饰品方面是有名的，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男人和妇女好象什么装饰品都不带。
    每个城市里为外国人服务的友谊商店更多的是提供更具异国情调，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是诸如刺绣、瓷器、翡翠珠宝、皮毛、丝绸、画轴、古色古香的家具等这样一些价格很便宜的物品。看来服务员都是一丝不苟的诚实的人。然而，在一些古董店里，站柜台的年轻同志常常对他们出售的艺术品无知到了可悲的程度。在无锡，一位相当精通中文的顾客问一位女售货员，写在一个已有两百年历史的卷轴上的书法的确切意思是什么。
    她吱吱吾吾地回答说：“怀抱建设我们国家的雄心壮志”——十足的毛式回答。实际上，这个卷轴上的书法是清朝的一位诗人写的一首哲学诗词的复制品。
    有些最吸引人的工艺品要到旅游者的路线不经过的一些小店里才能找到，这些工艺品就是上了漆的用竹子编成的手提包，画上图案的各种形式的大小成套的盒子，可以作烟盒用的陶瓷粉盒，丝绸阳伞，景泰蓝的手镯。这些吸引人的、容易装入行李的手工制品有许多在美国的售价相当于中国方面价格的十倍。
    旅馆有摆穷架子的、也有很破旧的，最好的旅馆是专门给西方客人住的，桂林三年前建造的有三百个房间的漓江饭店大概是一般水平的。床上有垫子，但是没有弹簧，没有西方式的床垫，也没有床罩。女服务员的工作就是在床上扔上一条干净床单和一床毯子，由客人自己铺上。矿泉水、啤酒和香烟供应充足，还有一个暖水瓶和一包茶叶。床上有小红蚁，但是不咬人。
    广州的东方宾馆要好得多，广州是许多外国朋友最通常的入境口岸和唯一的目的地。
    广州是时髦的，现代化的——但也比较破旧。三百万广州人是独一无二地易受外界影响的。
    广州并不是供人参观的橱窗。广州人也并不散射出大多数中国城市居民那种活力。许多人穿得很差。漫无目的、吵吵嚷嚷地到处游逛的人比中国其他城市的要多。
    看来，中国人工作时比世界上几乎任何其他国家的人要松懈。他们能腾出时间来聊天、休息一下眼睛和喝点茶。尽管如此，中国工人的工作时间长，一周工作六天，一年只有七天的全国性假日。
    看来社会的每一级情况都是这样。虽然按照西方的标准来看，生产率仍然是低的——主要是由于缺乏现代化的机械——但是中国人三十年来在经济上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一个又一个工厂，一个又一个人民公社都向外国朋友介绍他们一长串的生产上的巨大成就。西方一位牧场主在听了一次这样的介绍后惊呼：“天啊，我要是有一些中国工人就好了！”中国有些典型甚至可能适用于西方的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