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报评论：《中国采取措施使农民高高兴兴下地干活》 [复制链接]

    【本刊讯】美《纽约时报》十一月十九日刊登福克斯
    ·西特菲尔德发自香港的一则评述，题为《中国采取措施使农民高高兴兴下地干活》，摘译如下：
    中国的农业已经开始出现看来是自从毛泽东在二十年前建立人民公社以来的最巨大变化。作为提高停滞不前的农业产量的紧急努力的一部分，北京领导人向中国的七亿农民提供了更大的物质刺激和国家控制下的更大自由。
    他们断定平均分配不利于调动积极性，平均分配本身不等于共产主义。上周，有一则广播警告说，许多错误地认为“富就是资本主义”和把“通过辛勤劳动而发家致富的”农民看作“追求资本主义”的干部，现在必须改变看法。
    新政策也可能降低公社的作用，以农为主的中国原来是要通过公社向纯粹的共产主义过渡的。为了保证农民有更大的积极性，农村更多的权力已下放到以中国的村为基础的生产队，这是公社的最小的组成部分。
    在这个过程中，公社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成为行政躯壳，较多地主管日益发展的农村小型工业，而不是农业。然而，不应夸大变化的程度，因为，大跃进期间组织起来的公社，在大跃进时期出现了严重缺粮之后，已经失去了它们的某些革命魅力和权力。
    毛在世时，成千上万的人访问了他最欣赏的农业单位大寨生产队，该生产队通过艰苦奋斗和实行严格的平均主义取得了奇迹般的繁荣。但是最近中国的广播宣布，大寨的制度不适用于中国的一切地区。北京如此关心农业，是因为过去二十五年中，中国粮食产量的增长仅仅勉强跟上人口的增长。中央情报局经济学家罗伯特·迈克尔
    ·菲尔德最近提出的一份研究报告推算，一九五二年中国每人每年的粮食为六百一十四磅，而一九七七年仅为六百零三磅。中国的粮食产量（主要计算小麦和稻子）在一九七五年达到了二亿八千五百万吨的最高纪录，但是此后一直徘徊不前，预计今年也不会高出多少。在此期间，中国的人口（九亿或者更多）每年都增加大约百分之一点四。
    在过去三年中，中国的部分困难是连续的天气不好造成的。但是，香港的分析家们认为，北京自己现在已经承认的一个长期的问题是农民缺乏积极性。
    由于北京需要从农民那里得到更多的农产品供给城市、给工厂提供原料和出口来支付中国的宏伟的现代化计划，就使得这个问题复杂化了。北京已经定下目标，到一九八五年粮食产量每年达到四亿吨，工业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但是，如果农民的生产率没有显著的提高，这两个指标都无法实现。即使高价进口的化肥厂开始生产出大量的化肥，现在正在进口同样昂贵的农业机械也无济于事，除非是农民的生产率提高。
    此外，农民还将受到一些新保证的鼓舞，这些保证是，地方官员不会试图取消他们的小块自留地，也不关闭当地的自由市场。
    当然，所有这些变化将走多远，仍然是个疑问。有的官员已受到指责，说他们在执行这些变化时犹豫不决，担心北京的路线可能又变。据说，在中国，或者说是毛在世时，宁犯左的错误也不要犯右的错误，当上右派或资产阶级分子往往是一种要受处分的罪行。犯左的错误仅仅是革命热情过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