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泰晤士报》社论《华先生寻找新观点》 [复制链接]

    【本刊讯】英国《泰晤士报》八月二十六日发表社论，题目是《华先生寻找新观点》，摘要如下：
    华主席访问贝尔格莱德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最令人感兴趣的事情之一是，中国人是如何认真地研究南斯拉夫的自治制度。他们不可能完全照搬这种制度，但即使他们说这是给人以灵感的主要源泉，那么影响也将是深远的。南斯拉夫的制度至今一直被认为是基本上产生于这个国家的历史和特殊环境中的。它对东欧的改革家们具有某种吸引力，西方的许多共产党人也以十分赞同的眼光注视着它。但它很少被看作是接近于可供其他国家仿效的成熟的共产主义样板。它在过去当然也受到了北京以及莫斯科的严厉谴责。
    得到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的赞许，这将使它提高到一个重要的新水平。它在意识形态上向莫斯科提出的挑战可能比毛主义还要有力，因为在欧洲大陆，它可能在一个半工业化的国家里有了立足点。它作为两个大陆的执政党的信条，还可能比欧洲共产主义更有力。莫斯科的样板将会变得更加无关紧要，而南斯拉夫将会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前进一步。中国的工业发展还可能找到它所需要的某些刺激。
    显然，中国的兴趣不只是出于礼貌。今年三月，一个中国代表团访问了南斯拉夫，并对这个国家的成就作出了赞许的报道，把许多成就归功于自治。一个南斯拉夫工会代表团访问了中国，介绍自治制度是如何运转的。中国正在赶印铁托总统和卡德尔的著作。北京《人民日报》刊登了关于最近召开的南共代表大会的长篇报道。所有这一切，不能仅仅被解释成中国在战略上有意要在俄国的西翼扩展其影响。
    南斯拉夫的制度中是什么东西使中国人感兴趣？它在中国行得通吗？有些相似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南斯拉夫人在一九四八年同斯大林决裂后逐步发展了他们的制度。他们需要同苏联完全不同的东西来证明这种决裂是正确的，同时这种东西在意识形态上要站得住脚，又不危及这个执政党的权力。铁托当时的得力助手之一德热拉斯说，他回到了马克思那里，突然认识到“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现在能够开始建立马克思的生产者自由协会”。他向铁托提出了这种想法，当时他已看到了苏联的官僚主义化是苏联最严重的缺陷。
    同一时期，南斯拉夫的经济由于受到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封锁、西方的通货膨胀、糟糕的收成、集体化引起的混乱以及斯大林式的指挥体系越来越差的效力等方面损害，处于严重的困境。它迫切需要有新的刺激和更好的组织。有些党员本来以为建立工人委员会只不过是工人有名无实地参加管理，用以安抚不满的工人，但这种组织却表现出了生命力。企业部分地摆脱了计划的控制，引进了市场经济的原理。把新的经济组织划成了更小的单位，建立起了联合劳动的基本组织。同时，新宪法确定了巨大的金字塔式的经选举产生的机构，以扩大工人参加管理。
    其中许多东西同中国人的目标和想法都将是吻合的。毛主席象铁托一样，也是这样论证他同莫斯科的决裂的：他的马克思主义更纯粹。他也是把官僚主义化看作主要危险。但是他采取的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办法是，过一段时期来一次革命。他的继任者需要某种来自毛主义，且能达到同样的目的但破坏作用较小的东西。他们还需要一种在理论上能为人们所接受、能调动工人的积极性和摆脱工业计划这种控制制度的办法。在幅员如此之大而又如此落后的国家实行工业计划制度，同苏联相比，效率会更低，官僚主义会更严重。南斯拉夫的制度符合所有这些要求。更为有趣的是，它同中国由公社经营的半企业式的中小型工业这部分的做法很相似。中国这部分工业比其他仍然受到中央计划的阻碍的工业的效率高得多。中国人仅仅把公社的组织形式推而广之，就可以开始这种改革过程了。
    在苏联的制度中，党实际上是唯一的权力中心，整个国家机器都由它来支配。据认为，在南斯拉夫，这些直接的杠杆和传送带作用都没有了，而是用党的令人信服的影响来渗透整个制度，正如铁托总统在党代表大会上所说的：“凡是由自治管理人员决策的地方都必须有党，党必须是这种制度的内在推动力，而不应是处于这种制度之上或超越这种制度之外。”
    南斯拉夫的制度正在不断地得到重新研究和调整，因此，中国人将会发现，南斯拉夫的制度不是一个固定的和没有改进余地的模型。他们看到的大概是一种在不断演变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中，经济组织变成了小的单位，至少部分地超脱了政治斗争，而党至少在理论上仍然是一种无所不在的中央政治力量，但没有官僚主义去腐蚀它，直接作出经济决策（事情出了毛病时这些决策会给党带来麻烦）的权力也比较小了。
    由于中国刚刚摆脱一个造成破坏的糟糕时期，由于领导集团在发展经济这个压倒一切的必要性上是团结一致的，因此，到一个有着可相容的名词术语以及有着一些与自己相同的问题的国家去寻找新的观念，是有道理的。中国人将象对待大部分其他进口货一样，将使这些进口的新观念适合自己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