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新闻》文章《日中条约签订后的构图》（上） [复制链接]

    说中日条约缔结后，日本对苏联基本上要贯彻坚定的态度；如果屈服于苏的威胁，那就必然导致自己捣毁由于签订日中条约而奠定的外交基础。
    【本刊讯】《日本经济新闻》八月十三日、十四日和十五日连载一篇文章，总题目是《日中条约签订后的构图》，摘要如下：在世界政治中——编辑委员斋藤志郎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为我国外交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战后的世界，从冷战时代到东西方竞赛共处、缓和、第三世界和不结盟势力的抬头、南北问题、中苏对立，在一切局面中，日本都竭力回避政治风险，始终专心致志地推行经济外交。这次签订日中条约对日本来说，和以前不同，采取了性质不同的政治行动，是战后第一个国际条约。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开辟了外交的新局面。不能否认政治性质看看日中条约在尖锐的中苏对立下的亚洲和整个世界政治中所处的地位，就不能否定其政治性质。这就应该明确地认识“日中条约在世界政治中”的意义，不能不说，决定自己的政治行动，就是回避政治风险的道路。
    现在看看签订日中条约时的世界形势，就会感到国际紧张、国际争端的主要“对抗轴心”正在集中到中苏对立上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和东西方的紧张因素、中东、非洲、第三世界的争端因素仍然严重地存在着。但是在这样情况下，可以说“中苏对立的世界化”的新形势的开展形成了国际政治的核心。分割欧亚大陆的中苏两大国互相争夺自己周围的地方，以形成自己对中国或对苏联的包围圈。这种现状说明古典的强权政治的主要战场已从过去的华盛顿对莫斯科的对抗转移到了莫斯科对北京的对抗轴来了。越南战争以后美国退出亚洲大陆上的政治主角宝座，接近中国以求取得均势。
    因此，八十年代的世界政治将在莫斯科对北京和华盛顿的模式下展开。亚洲的十年左右日中条约就是作为这样的世界政治和东亚政治的一环而成立的，应该认为是这个地区的一个重要体系，它至少将规定这个地区今后十年的政治结构。我国在这个条约体系中应该如何行动？在考虑这个以前有必要先看看中国、苏联、美国、西欧，还有亚洲、太平洋各国沿着什么样的轨道行动。
    中国在日中条约签订后不久即派华国锋主席访问东欧两国，展开前所罕见的“首脑外交”。北京的最高领导人前往“莫斯科以西”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可以说中国第一次登上了世界政治联盟舞台。可以认为，它的目的是要在东欧设法打开苏联包围中国的包围圈的一个“缺口”。这是一个大胆的外交布局。同南斯拉夫的铁托总统、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总统之间的首脑会谈，对华国锋主席来说，是他树立国际政治领导人形象的大好机会。此举打破了只邀请各国领导人到北京的“中华外交”的传统模型，而且是积极对不结盟第三世界和西方展开访问外交的先兆。
    同中国的“反霸外交”针锋相对的苏联战略，是支持越南、老挝的反中国战线，想插手阿富汗以至巴基斯坦一带（柯西金总理不久将访问）。要使曾经是中国盟友的阿尔巴尼亚参加支持越南的行列。这也是苏联对中国战略的一环，不可忽视。
    另一方面，西欧和美国反对苏联不执行关于赫尔辛基宣言以后的东西方缓和的协定，镇压反体制派以及对中东和非洲进行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渗透。美国和西欧企图使中国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第十六个成员国”，建立反对苏联扩张主义的新防波堤。而且亚洲、太平洋各国也在苏联威胁所及的范围之内。它们对中苏在印度支那半岛上的对立也是非常关心的。对东北亚的分裂国家、朝鲜半岛上的新形势的处理，迟早会发生严重的局面。不要沦为机会主义在以中苏对立为核心的世界形势下，日中两国持续进行了六年多的缔约谈判。
    这样一个谈判成了北京和莫斯科的“拔河绳的中心标记”也是必然的。在这个拔河竞赛的过程中，日本不由自主，在东亚和世界规模中不可能和中苏之间的权力政治完全没有关系，签订条约之后，日本的外交行动必须越来越更加旗帜鲜明。极端地说，有这样一种看法：日本外交，以日中条约为起点，编入了中苏对立或者苏联对美、中、日的强权政治的一环。
    然而事实是，战后的日本外交基本政策及其素质同古典权力政治是不相称的。这是因为，看情况也有退回到战前的危险的“政治外交”的可能，说不定还会动摇非军事国家的和平外交基础。
    尽管如此，我国外交的主观行动准则和严峻的国际政治现实之间，差距确实是很大的。
    应该在什么地方寻求弥补这个差距的外交行动指针呢？关键是日中新条约将为加深中苏对立的现实因素呢，还是起到多少缓和一点中苏对立的作用呢？二者必居其一。从以亚洲、太平洋的和平和安宁，以缓和国际政治的紧张为目标的日中条约宗旨来看，日本今后的外交指针当然是后者。但是在中苏对立的情况下，一步走错了“全方位外交”，就有可能陷入被动的机会主义，势必成为播下使北京和莫斯科的紧张加剧的种子。不应该是这样，而应该是扮演中苏对立的“缓冲剂”的角色，即推行“能动的全方位外交”才是日中条约以后我国行动的准则。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