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报文章：《回国报告：亲身接触到的苏联》（四） [复制链接]

没有情趣，服务太糟糕在苏联，自我服务搞得太过分了，因此已成为没有“人情”深入余地的社会，成为没有情趣的社会。即使在酒吧间也要亲自把酒端到桌子上，怆然而饮。在加油站也必须亲自动手加油。绝不能说服务过分的日本就好，但是，苏联的服务太糟糕了。
    至于说那些当不上前边粗略地介绍过的那样上级干部，得不到“特权”的一般群众，则是属于大大咧咧、最脸皮的那种俄国人。唉，都各有各的生存之道吧。一般群众克服纵向联系社会的不方便，打入特权者集团的方法是用贿赂和依靠拉关系。甚至现在身居克里姆林宫王位的勃列日涅夫，原来与赫鲁晓夫之间也是靠拉关系才得以提拔的。今天，又轮到勃列日涅夫把他昔日的同僚和部下都拉进克里姆林宫享福了。他们的部下的做法是一模一样。
    大概是四年前的事。我熟习的一位俄国人因很不光采的问题被免去职务。大家认为，他找一个新的好职位是困难了。然而，再见到他时，他说：“进入了某政府机关。”我表示惊讶：“噢，进去了。”他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实际上，我父亲与政治局委员马祖罗夫相识。求了他，一句话就解决了。”——在苏联社会，类似这样的事情到处都是。俄国人都拼命努力拉关系。如果没有门路，就是想买一本书也买不到。
    这种纵向联系的社会，当一筹莫展，寸步难行的时候，使它运转起来，起润滑油作用的东西就是贿赂。在这个国家，贿赂是万能的。书店经理、剧场售票处主任、海关官员，甚至警察，无一不收贿赂。我经历过这样一件事：今年三月，我想买一本《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六十周年统计》，于是，我到书店去了。店方居然厚着脸皮对我提出要求：“给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吧！”在其工作人员领取国家工资的书店里，不另使贿赂就买不到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内心惊讶不已。接受贿赂，点名要东西因苏联物资匮乏，我们经常从外国寄运粮食和其他物品。那时，为了不让海关官员故意刁难，我们平时常给他们贿赂。这种贿赂是他们点名要的：“最好是给来一个气体打火机”，“这次给一架合式录音机吧”……
    搞的最妙的属警察。每到年底，日本人的车在市内行使，尽管没有违反交通规则，可还是频繁地被拦住。说什么“安全带系得不合适……”，“有一只灯没亮”等等，吹毛求疵。同时，向车里东张西望，寻找年历。在苏联，日本年历大受欢迎。警察在问这问那的时候，终于问到“有年历吗？”如果给他一份年历，他就会说：“好，走吧！”就此轻易地结束检查。为供参考，把苏联人向日本要的贿赂列举如下：口香糖、伞、手表、打火机、年历、威士忌等等。由此看来，大概也可以理解苏联的一般消费品是何等缺乏。
    今年一月，我曾在莫斯科新艺术剧院看了一次果戈里的剧《钦差大臣》。当时，在演到受贿的场面时，在坐的苏联人都表示出异常的兴趣，人声鼎沸。这并非认为“可笑”。现代的俄国人自己也以同样的手段过生活。正因如此，那种场面他们有切身体会，十分清楚。关于这一喜剧，果戈里自己说：“我下了决心，把自己知道的俄国的一切丑恶集中到一块儿，索性让大家笑个痛快。”贿赂也好，依靠门路来处世也好，革命成功后，苏联人的意识与十九世纪初果戈里（一八○九年至一八五二年）时代的意识不是几乎没有差别吗？我曾有一次问一位莫斯科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帝俄与苏联究竟什么地方不同？”他立刻大胆地回答说：“帝俄时只有沙皇一人，而苏联是十五人（勃列日涅夫等党中央政治局人数），只有这点不同吧。”
    苏联的新宪法说：“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已经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苏联的法学家们也强调：“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实现。”然而，我所接触到的苏联社会却是一个怎么也不能理解的奇妙的社会。它是一个“畸形儿”式的国家，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只是把社会主义的帽子戴在了意识形态依然如故的俄国人的头上。关于苏联，有人曾做出严厉的评价：“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我并不认为这不是没有根据的。新斯大林主义抬头镇压非官方组织的游行
    苏联新宪法所标榜的“社会主义民主”的现实与民主之名不符。这是我的结论。
    犹太人要求出国的游行会被立即驱散，遭到逮捕。高呼民主化的反体制知识分子的游行是这样，抽象派画家自己搞的展览会也被宪兵踢得乱七八糟……除去官方组织的以外，市民自发的表示意见，都要遭到彻底镇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