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中国文学研究者中岛绿文章：《郭沫若的文学，对时代的诗人般的直观》 [复制链接]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六月十五日晚刊刊登中国文学研究者中岛绿写的文章，题目是《郭沫若的文学，对时代的诗人般的直观》，摘要如下：众人天才论郭沫若先生的文学的特征是感情至上的浪漫主义。先生喜欢写的主人公是英雄烈女。但是它和卑视凡庸的个人，只崇拜英雄的所谓英雄主义不同，它是以一切人都有可能成为英雄天才，即也可以叫做众人天才论为基础的。众人天才论是先生早在二十年代初就有的观点。而且，这种观点和当时把处于极衰时期的祖国的现状比喻成复苏前不可缺少的、一时的凤凰涅槃的乐观主义是同根并蒂的。这与其说是对现状的冷静的认识，莫如说象希求。但是在高唱这种希求上，毕竟表现了先生的才能。
    不言而喻，当初，在以艺术派为目标的创造社前期的郭先生是一个沉醉于爱情，在选择医学和文学上犹予仿徨、在混乱的祖国中寻求摸索自己的出路的青年。这通过先生初期的文学，特别是小说和爱情诗表现出来。但是，先生那种诗人般的直观的锐利目光准确地看到了时代的未来。作为激烈的左倾而盛传的由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参加北伐国民革命军等一系列的行动表明了当时有志气的知识分子早晚应该走的道路。先生总是时代的旗手、时代的先驱。两个屈原的形象郭先生的文学领域是广泛的，几乎涉及了所有的文学体裁。既表现上述那种一贯特征，又表明它的变化的，是他的戏曲。而这又几乎无例外地都是历史剧。从它们的主人公都是在历史上留名的人来看，虽然程度不同，都已具有英雄烈女的资格。至于他们在哪一个侧面上是英雄，是烈女，这却是由作者对历史的裁断方法所决定的。例如，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之一屈原就在前后两个剧本中出现，而这两个屈原的形象是很不相同的。
    屈原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流——《楚辞》的主要作者。对于这位诗人，郭先生是崇拜的。但是，在初期的诗剧《湘累》中，屈原被描写成一位不与世俗妥协的孤傲清高的人，一位怀疑和思索的人。但是，在一九四二年日中战争时期发表的《屈原》中，主人公的风貌为之一变，他再已不是孤独的思索者，而成了一名有战斗性的爱国者。他把祖国楚国的命运和中华全土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激烈地谴责虎狼之国秦国和与秦国相勾结灭亡中华的卖国贼。这个屈原的形象，正是郭先生其人的形象。在最后一幕，为卖国者所陷害的屈原把希望寄托在遥远的北方，以求再起。这一幕表明了郭先生本人等对北方延安解放区所抱的希望。
    借历史批判现实的“借古讽今”这种历史文学的方法，是反抗当时当政者的镇压言论自由而锻炼出来的武器。戏剧不单是一种文学，它作为作者通过出场人物直接向观众发出呼吁的方法，是极为有效的。因此，先生根据担当文化工作的负责人的经验，有意识的运用了这种方法。古代史的业绩在文学领域附近，作为先生的工作而不可忽视的是在亡命过程中开始的对古代史的研究。我在这方面，完全的外行，对先生的业绩评价，要由其他人来作。但他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光芒四射的想象力、大胆地提出问题和新颖的推断比文学更为能吸引我们。被称为是摩尔根理论的应用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也好，殷周甲骨文金文等的研究也好，在此之前，先生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外行。但是，在数年之间竟能做出那样的成绩，还应该说是由于先生的天才，是令人惊叹的。
    自历史剧《屈原》以来，时隔三十年，郭先生在一九七一年写作了最后一部长篇文学评论《李白与杜甫》，以其朝气蓬勃的批判精神，又一次使我们感到惊讶。在最后一章出现的诗人苏涣，弃官职而与农民一起起义，作为一位叛逆者而死去。郭先生说，他是一个言必行，寡默实践的人，他留下来的诗有四首，本不是在正史上有独立传记的人物，但这位诗人才是名副其实的人民诗人。这也许又是在书中寄托了把为革命而生、为革命而死的无名战士表彰为胜过当代最高水平的文人和政治家的自己的心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