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诗与真实” ——街头和工厂见闻》（上） [复制链接]

    【本刊讯】日本《朝日杂志》一月二十日刊登曾于去年访华的日本社会科学者友好参观团团员、日本同志大学新闻史教授山本明的《中国的“诗与真实”——街头和工厂见闻》一文，摘要如下：
    关于打倒四人邦以后的中国，已经登载过一些日本人的文章。我作为社会科学家九人团体的一员，从一九七七年九月末起，在中国逗留了大约一个月。出发前，我涉猎了各种各样的文章，也看了中国共产党的最新文件，着实地准备了一番。但困难的是，读了这些书，仍然没有在我头脑里形成中国社会的轮廓。我想象不出人们在街上怎么样行走，在工厂和人民公社人们又是以怎么样的表情从事劳动这种具体的情景。
    看看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剪报，回忆回忆电视新闻节目，解说都是一个样，说“中国人表情明朗”：文革初期有这样的报道；在林彪死后批林批孔运动高潮中也是这样说；一九七六年十月江青等“四人邦”被打倒后，还是讲“乌云散了，中国人表情明朗”。所以，我困惑不解。总之，日本关于中国的报道是干篇一律的、抽象的话多，丧失了生活的气息。因此，为了看看中国人的生活，我踊跃地乘飞机离开了羽田机场。
    晚上八点多钟，我们到达北京机场，再乘车前往北京饭店。我们被领到北京饭店十六层的房间。从阳台上鸟瞰北京市街，黑乎乎地看不清，只能听到那嘈杂的汽车警笛声。
    第二天在博物馆度过了一天，晚上去饭店附近的王府井。同行的中国通讲，这儿相当于东京的银坐，纽约的第五街。可是，这儿灯光暗淡，当然也没有霓虹灯。虽然有街灯，但也就等于没有。橱窗也暗。进商店里去一看，那儿也不能说是明亮的。我问同行的工作人员，回答是“节约电”。暗淡的街道两边，行人络绎不绝。我们想横穿马路，不开灯的卡车和吉普车却突然鸣着喇叭驶过。汽车开过去后，我们放心地正要迈步，大群的自行车又不声不响地出现了，它们既无电池式的灯、也没有发电式的灯，真吓人。
    中国夜晚的街道，物理意义上的暗淡不仅限于北京，上海和哈尔滨也一样。急于工业化的中国，大概节约用电是理所当然的事。原因是，工厂一天二十四小时开工，男女工人一起实行八小时劳动的三班制，深夜工作也要用电。压缩民需，这在过渡时期，是迫不得已的事。但在日本连这一点都不报道，真是奇怪。
    不仅街道暗，有名的北京图书馆，也因房屋旧，加上地震，到处都加了辅助柱，再则电灯少，也暗。在图书馆里，有很多人在专心地阅读日本的科技杂志。饭店也一样，一到地方，尽管顶上有电灯，还点了台灯，光线不足很难看书。我实在担心，这样一来近视眼会增多。
    不用说，民房也暗。特别是老房子，是土造的，窗户很小，要是天气好，到房子外面去心情可能还要好一些。由于这一原因，在街上吃饭的人很多。在旧中国，寒暄的话是“你吃了饭没有”。为了表示有吃的，有一种把桌子摆在街上吃饭的习惯。现在的中国，没有九亿人口挨饿之忧，吃的足够，有不少人站在屋外狼吞虎咽或者靠在柳树上吃饭。我在上海、杭州以及所到之处，都目睹了这种光景。这一则是因为过去有一种习惯，同时也由于家里暗。
    在衣食住中，中国感到最伤脑筋的是住。在大城市有住宅区，上海四分之一的人口住在住宅区。地方也有集体住宅。有虽然有，但却明显的缺乏。在“先进的模范农村”大寨，修了砖瓦房，即使如此，也是一家一间，等家里人多了后，才又在附近给找一间。可是从全国各地来参观学习大寨的农民们，却面对砖瓦房感叹不已。他们回到公社后就报告这件事。我听到过这样的话，说共产党员用“首先是发扬大寨的独创精神增加生产，其次才是住房”来说服那种“全力以赴盖砖瓦房”的情绪，说这真了不起。
    西安乡下的土地是由黄河挟带来的黄土堆积而成。在日本人看来，这是粘土。用这种粘土建的房子很多。也有一种住房是在粘土岩壁上掏洞，洞口安上木板。这是一种极精巧的住房，开了窗户，安了玻璃。但也有不少房子不是这样。我们在沿铁路线从西安到徐州的途中，看见有几个站的停车线上停着黑棚顶的货车，这就是住宅。从进出口架着木梯，边上开了窗户来看，似乎有人在这里住了相当长的时间，可能是住宅赶不上人口的增长。日本战后，也有一段时间是壕舍生活，或者住在用木箱板搭在桥下的房子里。回想当初，使我们再一次认识到了这一基本事实：日本人饿了肚皮，而中国现在却不是这样。
    在日本，穿军装的人过去很多，在中国则全穿人民装；书在日本曾多为小册子似的，在中国也一样；日本曾有过在路边摆摊卖食品的事，在中国也同样是老人蹲在地上贩卖公社自留地生产的东西或大袋的柿子和梨。顺便提一笔，我在哈尔滨看见过量体重的人。一个老太婆把量体重的磅秤摆在人行道上，过路的人站上去量了体重、付小钱。我们有幸坐火车在辽阔的中国作了旅行，观赏车窗外的景色，令人心旷神怡，停车时能到站台上去也使人愉快。快车在大站停十分钟左右。停车时检修员拿着锤子，钻到车厢下来回敲打车轮。这时乘客在站台上就围住了各种各样的卖东西的人。一个货台是卖直径为十五公分的馒头，货台前排了很长的队，就象日本车站上卖合饭的一样。此外，还有卖柿子、苹果、梨和地方特产的糕点的。卖东西的人穿着白上农、戴着白元帽，不仅车站上卖东西的，公园售货棚的人也穿同样的衣服。硬席（二等席）的乘客，大都背着很大的包袱，很象是事先约定好了似的。包袱上面都扣上一个很大的元东西。我一打听，说是脸盆。听说在中国长途旅行需要脸盆，说它洗脸、煮饭、洗衣服等都顶用。当我们坐夜车时，早上停车了。一看站台，灌洗台前很多人在刷牙。他们都用脸盆，脸盆上了珐琅，底上有花。
    我们在上海观看巴蕾舞时，见过士兵端着脸盆在湖边跳舞的场面。它和《天鹅湖》不同，是一种现实性很强的巴蕾午，我不由得感到我理解了中国。回国以后，当我向朋友们讲起观看“端着脸盆跳舞”的事时，他们都哈哈大笑。可是，我感到并没有什么可大笑的，也许是我在中国亲眼见过脸盆的机能和用途的缘故吧！
    不仅脸盆，有很多东西在现场见了或听了就能很好理解，打心眼里佩服。比如大庆油田，有关开发大庆油田的艰巨性，电影《创业》已描写过，我就割爱不写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