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回忆录》的片段：本世纪外交史上惊人之举（上） [复制链接]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五月五日以《本世纪外交史上惊人之举》为题，译载日本《朝日新闻晚刊》刊载的《尼克松回忆录》片段，全文如下：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黄昏七时半，我从加利福尼亚州布尔班克一个电视台的播映室对全国发表讲话，我的话语，引起了本世纪外交史上一项最大的惊奇。
    我开腔说：“我请求了这家电视台今晚给予时间以宣布我们在建设世界持久和平的努力中所获得的一项重大发展。”然后，我宣读了一项正于那个时候在北京发出的公报：
    周恩来总理与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日在北京举行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要求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愿望，周恩来总理已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邀请尼克松总统于一九七二年五月前一个适当的日期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已愉快地接纳了这项邀请。
    在这项简单的公报背后，存在着逾两年复杂而果断的外交讯息和谈判。对中国所采取的主动，实际上是历史上一桩令人感到意外的事情。
    在我的就职演词中，我已经隐晦地提及这个问题，我说：“我们谋求一个开明的世界，……一个没有民族（不分大小）生活于孤立中的世界。”不到两周后，我于二月一日写信给基辛格，表明我们尽力鼓励政府探讨与中国方面恢复外交的问题。我补充说：“这当然要秘密地进行，并应当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作公开宣传。”中国方面忽视了我们致送给他们的几个较低级别的讯息，而直至一九七○年，我们才开始认真地着手打开对话。
    第一个认真的公开的对中国的主动，是于一九七○年二月采取。当时，我向国会呈交第一份外交政策报告，其中，有关中国问题部分是这样写道：
    “中国人民是一个伟大的和重要的人民，他们不应当从国际领域中被孤立开来。
    “我们与共产党中国的关系所基于的原则，与指导我们对待苏联的政策相似。美国的政策，不可能很快会对中国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对于采取改善与北京的实际关系，确实感到兴趣。”
    北京的领导人显然了解这个报告的意思。两天后，在华沙与美国大使斯托塞尔的一次会晤中，中国大使建议把直至当时仍然是间断和徒然的会晤移到北京，他还暗示，他们会欢迎一个由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率领的代表团。
    一九七○年三月，国务院宣布放松官方对前往共产党中国旅行的许多管制措施；四月，我们宣布进一步放松贸易的管制。
    五月，中国方面取消了一项原定的会晤以抗议在柬埔寨所掀起的战事，这样，使到有关转移华沙会谈至北京的计划遭到一次挫折。数月后，中国方面表明愿意恢复我们的外交舞曲。七月，他们释放曾经被监禁十二年的美国罗马天主教主教沃尔殊。
    十月初，我接受《时代》周刊的访问，并说：“如果我有什么渴望在死前要做的事情，那便是前往中国。”
    十月二十五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前来见我，我趁此机会，建立“叶海亚衢道”。我于一九六九年七月访问巴基斯坦见到他时，我们已谈论过有关问题。这次，我对他说，我们已决定尝试与中国关系正常化，我并请求他充当中间人，予以协助。
    翌日，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到达，进行正式访问。我在欢迎他的晚宴的祝酒词中，首次作为美国总统有意识地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名字，提及共产党中国。这是一个明显的外交讯息。
    在与齐奥塞斯库的会晤中，我说：即使未能与中国重新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互换高级别的私人代表是可以的。他答应向北京转达这句话，开始所谓“罗马尼亚的衢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