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刊载文谈南斯拉夫的工人管理《从下面进行管理，让工人去作重要决定》 [复制链接]

    【本刊讯】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三月十一日刊登该报记者派珀发自贝尔格莱德的一篇文章，题为《南斯拉夫从下面进行管理，让工人去作重要决定》，摘要如下：
    这里的“戴维·帕伊奇”起重机厂的工人每两周开一次会，决定工厂赚得的利润是用于投资，还是当作奖金分配；决定根据供销条件是否应增加生产；决定是否解雇管理人员。
    共产党革命和夺取政权后创建的全世界所有“劳动人民的国家”当中，唯有南斯拉夫，也许还有中国，真正作出了努力来正视它自己的意识形态的要求。
    这并不是说，南斯拉夫已实现了马克思的人类和睦相处的太平理想。用一位西方外交官的话说，南斯拉夫是“独裁主义社会的一个特殊事例，尽管是独裁社会，但是它鼓励个人真正参与管理”。
    的确，南斯拉夫人向局外人解释他们的制度时表现出热衷于传道似的兴趣，他们不象其他共产党国家发言人那样往往拿教科书的公式作遁词，或者对提问者的动机进行刁难。
    甚至有初步的证据表明，中国对实行权力下放的南斯拉夫自治典型也感兴趣，因为自治可能适用于解决中国指挥和调动众多的人口问题。
    南斯拉夫这个权力下放的样本既应用于政治生活，也应用于经济生活。在一部三百六十七页、六百七十一款的法律中把这一切都写清楚了，但是，正象南斯拉夫人解释的那样，关键的概念就在于“参与”管理同“由代表”管理的不同。一位官员解释说，“一个人在四年里只投一次票，就完成了他的公民参与的职责，那是不够的。”
    “参与者”是由八万个工厂、地区、利益集团、工会以及其他“联合劳动基层组织”推选的代表。
    在一个有两千万人口的国家里，这些代表有一百万，从这些人当中选出从地方直到联邦一级的政府和议会的成员。
    他们还负责监督政府的工作，同选举他们的人保持接触。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一位书记格尔利奇科夫上月同一家报纸的记者谈话时说，“制定政策的工作已不是职业化的了。”
    他说：“人人都参与政治，谁都不再是把持真理和决定权的‘政治家’。”
    有关经济的决定已交由工厂厂长去作，厂长个人决定工资、价格、投资和供应政策。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特点——中央国家计划，在南斯拉夫是由政府将经济管理人员的意图综合而成的一个文件，而不是给他们下达的指示。
    严格地从法律上说，作出这些决定的甚至也不是厂长，而是工人自己，管理研究机构以及所在单位的工会及共产党的领导人要征求工人的意见。
    工人有时解雇管理人员，工人委员会“物色”经理的事情也有所闻，这同共产党的通常做法——人事任命均须通过党组织——形成鲜明对照。
    如果制度失灵，工人有时罢工，通常是上班不干活。这里的西方人士说，当地是从来不公布这些罢工的，但是罢工是起作用的。通常是处分工会和党的书记，而不是处分罢工工人，因为是前者使劳工关系问题失去控制的。
    工人的权力受到一些限制。例如，“戴维·帕伊奇”起重机厂的雇员不得投票赞成出售公司的设备、分光收入、停工以及另找工作。
    也不应低估共产党作为正确决定的助产士的作用。据南斯拉夫一个材料估计，政治和经济管理部门（直到车间班组）的负责工作约有百分之八十是由党员担任的。
    一个议员说，党是南斯拉夫唯一实行集中制的机构，它的“唯一纲领”是把南斯拉夫生活中各地方分散管理的机构“联结在一起。”
    因为党必须考虑到各种观点，格尔利奇科夫在谈到党的作用时说，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作用既不同于东欧的一党制国家，也不同于西方的多党制国家。他说，“我们一直奋斗的是，使人相信共产主义者联盟不是一党制的旗手，不会成为古典意义的党。”
    迄今这场斗争并没有发展到容忍反对派。南斯拉夫人没有受到象其他共产党国家对个人生活实行的那种控制，他们可以自由地离开南斯拉夫，无论是作为旅游者，还是作为移民。
    但是南斯拉夫知识分子上月抱怨当局要求他们表现出“在道义上和政治上适宜于”担任工作，而大赦国际曾估计，南斯拉夫监牢里有一千名政治犯，按人口比例计算，相当于苏联政治犯的人数。
    铁托总统在谈到大赦国际的指责时说，“也许这是确实的。是有一些敌人，他们不希望南斯拉夫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存在。”显然，这个国家无意退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