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他的有魅力的性格》 [复制链接]

    【本刊讯】香港《广角镜》月刊今年一月号译载日本首任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著的回忆录《北京的四年》一书中的一节，题目是《周恩来——他的有魅力的性格》，转载如下：
    我从广州回到北京不久，便被安排在（一九七三年）四月八日与周恩来总理会见。摔角代表团一行自日本来，周总理预定在四月八日晚观看他们的表演。中国方面可能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让周总理在表演之前和我会面。
    周总理本来是以深夜与人会面而出了名的。这一天晚上却份外的早，六时四十五分，我便依约和大使馆的干部赴人民大会堂。在人民大会堂的会见
    我第一次登上人民大会堂的石阶，通过走廊进入客厅时，周恩来已站在那里。直呼周恩来之名而不加称呼，实在深感抱欠，三十年来，我在中国以外的世界，一直关注着中国的事情，周恩来这个名字已经听惯了。现在，和他见面的时刻终于到来。他笑容满面地伫立着欢迎我。“这就是周恩来！”我这种感慨，不是长期与中国有关系的人是无法体会到的。
    我被招呼坐在沙发上，被奉上茶和烟。我寒暄一番，周总理郑重地致谢辞。周总理的姿态和照片一样，那有名的浓眉、锐眼，右手弯曲着，据说是从前从马上坠下时受的伤。我们不象是初次见面，在融洽的气氛中继续交谈。
    当我把（当时）田中首相希望周总理访日的意思说出时，周总理说：
    “我自己是很想再去的，现在的问题是能不能腾出时间。我上次离开日本时，樱花已经谢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顿时浮现起回首往事的神色。
    周总理对我说了些体贴的话，问我：“累不累？”“夫人身体好吗？”当我说到我要为日中关系做些打基础工作时，周总理深深点了点头，说：“我也深有同感。”周总理接着谈了他对中日关系的感想。
    周总理对出席的（日本大使馆）馆员每个人都说了几句话。他光润的脸色，活跃的举止，都不象是七十五岁的人，给人的印象是个“青年宰相”。没想到，这次会见以后一年多，他便因病入院，再过一年多，他便与世长辞了（据周总理逝世后发表的消息，周总理初次与我见面时已患上癌症）。
    接着周总理说，“等一会儿在摔角场见面吧”，将近四十五分钟的会谈便结束了。我们离开人民大会堂，往摔角表演的会场工人体育馆去。
    体育委员会主任王猛等在馆内观看，全场满坐。日本摔角手展开激烈的争夺。八时半小休，我们夫妇与摔角代表团的武藏川先生等进入休息室时，周总理已在那里等候。周总理和武藏川先生相互寒暄，还问我的夫人累不累。他又给我们介绍初次见面的廖承志先生的夫人说：“经普椿女士是廖承志的夫人。”他这种亲切、待人周到的应对态度，也是他不仅受中国人热爱而且深得外国人好感的一个原因吧。
    站在周总理身旁的人，我觉得是曾在照片上看过的，周总理介绍说：“这是叶剑英。”他是个稳重而有威严的人。我对他是闻名久矣。叶剑英曾任红军参谋长，是十大元帅之一的革命元勋。
    我们会见时，他担当着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委员的要职（同年夏天，在中共“十大”成为党的副主席）。数年后，在毛、朱、周等革命元老相继逝去，中国处在激荡之时，作为健在的元老，叶剑英的名字经常被谈到，这已是众所周知。
    小休结束，我们一道到会场就坐观战。在观战中，周总理显得非常高兴，时而问武藏川先生摔角手的情况，时而发表意见。在紧张的比赛时，周总理喊着：“哎呀！”“好险！”神态随和、轻松。周总理对我说，从日本摔角裁判员的服装看来，那是受唐代的影响吧，他又讲到从前中日的往来。
    周总理愉快地说：“日本摔角我没试过，乒乓球倒是很喜欢的。为了保养身体，常常打乒乓球，所以才保持着六十六公斤的体重。叶剑英的乒乓球比我打得好。”
    事实上，周总理是很欢喜乒乓球的。后来日本（乒乓球）选手来访，周总理特地会见了他们，与松崎（女）、荻村等从前已认识的著名选手谈球，显得非常内行。周总理谈话时的神情，似乎不能忘怀“乒乓外交”曾为中日、中美关系起过桥梁作用。
    此后一年数个月间，我和周总理还见过几次面，直到他因病疗养，与外国人见面极受限制的时候为止。中国核试验不是为了示威
    同年夏天，日本自动化机械工业展览会在北京开幕，晚上近十时，周总理到场参观，我也赶到会场，与他一道参观后，在一个特别室与有关人员一起欢谈。
    周总理议论纵横，从日本的工业水准谈到中国的建设。当时正当中国在新疆省进行核试验未久，谈到核试验时，周总理对我说：
    “中国的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卫。不过，我们能理解日本的人们对核试验的心情，因此，对日本政府的抗议（几天前，我根据政府的指示对中国外交部就核试验提出抗议）是不在意的。”
    我马上插话说：
    “不，我倒希望您在意。”
    周总理边笑着边继续说：
    “这一次核试验的日期，有人认为是对苏联勃列日涅夫访美的一个示威，其实不是这样，只是偶然的。”
    我说：“不过，总理，世界上许多人都不认为是偶然哩。”这时候，周总理说：
    “不，是偶然的。政治家不说谎话。核试验的日期，并不是象这里陈列着的日本自动化机械那样，可以自由调节、计算。”
    随后，周总理高兴地说：“这里并不是议论外交的场所，我所说的都不是正式的发言，不过，我是喜欢这种谈话的。”
    周总理还想继续谈，他看到外交部的负责官员看着手表似在催促，才离开了会场。上车时，他对送行的我说：
    “大使，对不起，谈了很长时间了。”然后高高兴兴地离去。这一个多小时的谈话，真是令人愉快。
    周总理与（当时的）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植村甲午郎先生的会见，是从夜半十二时左右开始的。周总理是习以为常，但因为日本方面多是高令的人，我有点担心，不过会谈还是在极为融洽的气氛中顺利进行。到了凌晨二时左右，总理和中国方面出席的人小声地谈话，我以为会见结束了，没想到端来了粥、馒头、水果等夜宵，总理也和我们一道边吃边谈着各种各样的事情，又谈了一个多小时。总理精神饱满，倒是日本方面的人看来有点疲劳。这一次会谈谈及国际形势、经济问题、日中关系等多方面，颇有兴致。
    周总理看到植村甲午郎先生的名字，便说：“我知道您的岁数。”随即对我说：“大使，您知道吗？”我猛然一想，点了点头。“甲午”是明治二十七年“日清战争”的年份。中国称之为“甲午战争”。因为这次战争被视为日本侵略的开始，大概每个人的脑海里都牢牢记着“一八九四年”吧。几次会见的印象
    此外，（日本）政界、财界的要人访华之际，我也好几次同席。每次，总理在谈话当中总是有意地问我：“大使，您的意见怎样？”这一方面是出于尊重我，同时也是为了借与访问者会谈之机让我这个政府代表听听。我逐渐适应了，当周总理与访问者交谈时，我便预先整理会谈到的有关问题的看法，准备自己想说的话。
    一次，是日中航空协定的谈判难以顺利进行时，总理就此对来自日本的访问者说，反对中日友好的只是一小撮人，而中日友好却是历史的潮流。周总理问我：“大使的意见怎样？”
    我回答说：“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日中友好是历史的潮流，不过，在潮流当中，有暗礁，也有旋涡。我认为，如何越过这些暗礁与旋涡前行，是我们担任外交工作的人的职责。”
    周总理点点头，说道：“我深有同感。”我觉得他是理解我想说的意思的。
    （当时的）大平外相访华时，与周总理的会谈是在一九七四年正月。大平外相抱病而来，为的是借签订贸易协定之机，打开停滞不前的航空协定谈判的难局。周总理和往常一样精神饱满，以锐利的观察，讲述他对国际形势、中日关系、日本面对的石油危机等问题的看法。谈到成问题的航空协定谈判，周总理表示原则是不能让步的。身体情况不佳的大平大臣对此虽然露出沉痛的表情，后来又和周总理单独会见，坚决而有耐心地说明日本方面的立场，最后终于使日中航空协定的问题大体上得到解决。这是周总理与大平大臣坦诚相见、互相理解的结果吧。
    在这一次会谈中，周总理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十位的石油生产国，年产量已超过五千万吨。关于中国石油生产的现状，这是首次为世界所知的消息。统计数字几乎都不公布的中国，周恩来这样的要人发表的每一句话都是十分重要的。
    这是我和周总理最后一次会见。过了大约四个月以后，五月九日夜，塞内加尔总统访问中国，回国时举行答谢宴会，事先没有任何通知，周总理缺席了。我觉得事有蹊跷，试问同席的中国外交部的人，回答是不知道。过了几天，再问外交部的人，回答是：总理已是高令，而且十分疲劳，遵医嘱，现在正在休养。
    后来，周总理在病中，仍然时常在医院会见外国客人和日本来客，他的病看来是时好时坏。最后见到周总理的日本人是藤山爱一郎先生，时间是一九七五年六月。
    同年九月，与罗马尼亚领导人会见的报道发出后，此后便没有周总理的消息。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总理逝世。
    周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女士，在周总理生前几乎是不露面的。总理去世后，特别是在“四人帮”事件以后，邓颖超女士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经常与外国人会面，并到外国访问旅行，开始了活跃的行动，就象替代了周总理的工作。
    我和邓颖超女士也有两三次见面的机会。一次她会见来自日本的代表团时，谈到周总理，她说：
    “周恩来是很想再去一趟日本的，未能成行，真是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