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德《播种》杂志载文谈苏联私人企业主活动情况：《千百万的黑钱》（三） [复制链接]

    即便在苏联，私人的劲头显然也比国营企业来得足：我们的新“主人”在我们从木器联合工厂退职后的一周里，根据我提交的清单运来设备和必要的材料，使我们完全能够把另一个牛棚改装成作坊。
    为了部长级的工资，我们努力感谢我们的户主，为他组织生产，教会庄员干新活，叫他们干许多下手活（锯木、磨光、涂漆）。
    我很快同我们的“主人”成为莫逆之交。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沈静的人，并无一技之长。他说，“我懂得处世之道，这对我来说已足够用的了。”的确，他了解苏联官场的一切错综复杂的内情，他知道从谁那里和怎样弄到必要的原料，怎样使这些原料的存在合法化（这点比弄到原料更为重要！），怎样销售产品，他知道应当向谁行贿和怎样行贿。
    我们这几个车间的制品由他运往服饰、香料、化妆品及香皂批发总局在苏联各地的供应站。我们的木制烛台，以及宝石坠子和表坠、眼镜框和胶布（这些是我们邻近牛棚制造的）行销哈萨克、西伯利亚和远东，苏联的销售市场是广阔无限的。我同Ｈ·Ｎ的关系超过普通交情的界线后，我便经常同他去喝茶吃酒，这时我开始打探他的“事业”的“详情”。
    Ｈ·Ｎ在相信我，并且知道地方当局早已接受了他的钱之后，对我说：
    “一切都是两厢情愿而且完全合法进行的，大家都希望清白。我也如此。这样，州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他应当向莫斯科汇报：集体农庄副业车间是根据苏联部长会议的决定建立的。而我在这里给他以帮助。”Ｈ·Ｎ笑咪咪地眯缝着眼睛说，“我对州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又有什么不好呢？而我的礼物送到州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各个科，这是一项特殊条文。这就是说，我也好，组织本州集体农庄车间的其他许多生意人也好，都是完全守法的。”
    “还需要同集体农庄主席建立交情。这方面更简单：我向他准确地讲出他每月将从我这里得到多少，供自己之用，供分给管理委员会各位委员之用。此外，他知道，他的庄员将在我的作坊领取工资，并将感到满意。为此，他应当批准工作人员的最高工资额：我们这里是月薪五百卢布。不过，谁在我这儿工作，他不应管。他的主要的任务是，禁止靠集体农庄所销售的产品而获得的现金的随便流通使用。”
    我问Ｈ·Ｎ，“但是，您怎样把产品销售出去呢？”
    “等等，我马上就讲到这点。其实我可以一下子说穿：在莫斯科服饰、香料、化妆品及香皂批发总局，我是有门路的。用了一万卢布，他们为我签署了一项合同——一个月交给供销站价值一百万卢布的产品，这项合同是合法的，这项合同不是同我，而是同集体农庄签订的。在服饰、香料、化妆品及香皂批发总局装走货之后，按月把钱拨给集体农庄。而集体农庄则给车间工人加算工资。对我也如是。我因领导工作和组织工作有方，也有五百卢布的月薪。我也是集体农庄庄员。”“可是，您会问：我怎样牟取利润呢？当然，一切材料都是我从‘后门’弄来的，设备也是‘后门’弄来的，输电线路加长十公里，也是‘托人’搞的。很清楚，在我的工作中是几个卢布在转来转去……例如，在您的作坊里实际工作的有二十人，他们的工资都是三百卢布。但是，另外有一百八十人都是我的朋友，他们来找我，签署报账单，……并给我钱。这就是一个月五万四千卢布。您看，一切都很简单，大家也满意。
    “您的车间是小车间，我们这儿的其他车间看来产值更高，而其工作人员各为五至十人。但是，我们是这样‘安置的’，那里正式计算还是几百人。我们就是这样周旋的……”
    一九六八年整个夏天我们就在Ｈ·Ｎ那儿工作。离开的原因是，他没有按时向某人行贿，于是就不准集体农庄的车间继续办下去。我们不再是集体农庄庄员了……但是，要生活下去。还得有工作，因为克格勃监视着我们，“过寄生生活”也不是办法，因为这是被流放的一个很好理由。
    我同朋友们商量，决定：我们已经有私营车间的工作经验，可以试试开设“自己的”车间！
    我们去找州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地方工业科的领导，把我们生产的纪念礼品的样品给他们看，请他们帮助。主管“地方工艺品”的官员对建议显然很感兴趣，好产品，新事物，而且显然将有“酬谢”——对此我们向他作了颇为明确的暗示。
    我们听到：很好的建议。但是，这方面有许多要解决的问题：厂房、设备、销售市场。而且每一项都不易解决。
    我们回答，当然我们懂得，这一切非常复杂，因此我们请求给予支持：只要给我们“木制礼品工艺厂”的正式地位，给我们解决遇到的组织方面的困难的权利，我们便开始行动。（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