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同开罗之间的坚冰正在消融》（三十七） [复制链接]

    六月的第二周，苏联大使要求见我。
    我对自己说：有眉目了，我原以为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不了，或者说近期内不会有解决的办法。
    苏联大使所说的没有任何东西使我感到意外，一切都是我预料到的。大使带来勃列日涅夫的一封信，这是在访问莫斯科结束后发表的“和解”公报的另一份副本。还有一点补充，即勃列日涅夫作了巨大努力说服尼克松接受安理会第二四二号决议。咄咄怪事。谁要他这样做了？我们需要尼克松接受那项决议吗？
    只是说，勃列日涅夫作了“巨大努力”说服美国总统，至于苏联信件的其余内容，则完全是一些哗众取宠的废话，与共产党国家的官方声明没有多大差别。这些声明中充满铿锵作响的词句，结构离奇古怪。就是说：没有一点有益的或表示歉疚的内容——有益于我们的事业或向我们表示他们的歉疚。
    维诺格拉多夫大使读完他的信后，我理直气壮地说：感谢这封信。这封信同我们所预料的情况确实是完全一致的：美苏关系中没有出现任何新东西，美国在大选之年不能做什么事情。这一切都是我已预料到的，并象我所预料的那样发生了。但是我们已经达成协议的东西在哪里？
    大使说：这是我马上要做的。
    我说：至今我没有得到一则有关苏联货船启程的消息。黑海和地中海的水枯干了吗！？
    大使一言未发。
    我对他说：现在，你立即就去，把我对你说的每一句话转告苏联领导人，每一句话。
    大使走了。整个六月也随他一起逝去了。
    七月的第一天来临了。我不知道怎样形容在我内心深处发生的这些激烈的心理变化。时日已教会我不在愤怒的情况下作出决定。我正怒气冲天，我怕作出决定。因为我不愿意自己头脑发热，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愿意作出我会感到遗憾、或发现自己不得不打退堂鼓的决定。我相信时间应该是为我们服务的，而不是放在我们脖子上的一把利剑。
    随着七月最初几个小时的过去，我现在可以极为明确地说：七月八日决定的种子，已经从我手中落到我们和俄国人之间的广阔土地上，我不知道这些种子长出来的植物叫什么名字，我们和苏联人之间荆棘丛生的树属于什么类别。那是一些种子，抑或是一些纷纷坠落的冰块！？
    从我们手中落到埃苏友谊的大地上、并很快变成了一种奇异的、带刺的、白色的植物的东西，是植物吗？还是一座山！？但可以肯定七月初，冰块开始密集地落在埃及和俄国之间。这是毋庸置疑的。
    这句谚语是不正确的：过去的事情已经死亡了。因为过去的事情并没有死亡。尽管我曾殷切地希望把俄国人的许多言行都埋葬在我的心里，但是他们却热衷于使所有那些使我烦恼、侮慢埃及和使它难堪、凌辱埃及武装部队的行径又故态复萌。
    否则，怎么解释我把我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建立在诺言和保证之上，接着这些保证和诺言一个也不兑现？怎么解释，我把政治宫殿和军事堡垒建立在流沙之上？怎么解释，我求助于海市蜃景？怎么解释，我真诚地向他们呼救，而用另一付面孔对待人民，真主知道这付面孔隐藏着什么样的痛苦和折磨！？
    如果向我许诺的人是一位领导人，而后他又爽约，那我说，他只是三个人中、或四个人中的一个。但他们所有的人——全体苏联领导人，包括他们的头号人物勃列日涅夫——齐心协力地捉弄我，蹂躏我！
    我能够做什么呢？
    问题是简单的，但是回答是困难的。我的脑袋里装满许多事情，我的耳边不断响起各种声音、回响和臆测，我看到的则是：人民及其愤懑，武装部队及其长期的忍辱负重，以及我每天听到的苏联专家对我们的人的轻蔑和对我们的能力的藐视。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会谈中，我亲耳听到了这些话。他们中任何人都不能在没有得到授权的情况下，做哪怕是很小的事情。这是一种总的立场，是一项他们对埃及——从最上层到一个小兵——所奉行的政策。
    我脑子里考虑的全部东西，就是在俄国人头上猛击一下。怎么样？
    俄国人需要一次电震荡，需要某种能给他们震荡和过电的东西，他们也许就清醒了。但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怎么搞法？
    我作出一个已使自己信服的决定。我想找一个人切实讨论一下这个决定，或许，通过这种讨论，我能为自己提供一个缓期执行的机会，或者冷却一下自己发热的头脑，避免我可能会犯的错误。
    七月七日，我到位于曼苏里亚水渠上的法齐博士家里去了。当时他是副总统。他是一位有头脑、有真知灼见的人，生活把他教育成为一个心情平静、头脑清澈的人。我到他那儿去了。我非常诚恳地向他提出了我的想法。他是我告知我的决定并使我下定决心的第一个人。（三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