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任中央情报局台北站站长》（待续） [复制链接]

    【本刊讯】蒋帮《联合报》去年十一月三十日刊载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克莱因的回忆录中的一章，题目是《我任中央情报局台北站站长》，摘要如下：
    一九五七年，时近岁暮，总局命我出任台湾站站长之职。这个岛一直是美国政府设法探求大陆情况的基地。我曾在那边担任了将近五年中央情报局情报工作——从我在一九五八年初到达之时起至一九六二年止。从我个人的经历以及职业兴趣而言，这段时间的工作，是我的事业中最富刺激而兴奋的时期。一九五八年八月金门危机我的站是一个大站，以每一可能想象到的方法，搜集情报。我承袭了一队小艇和飞机，用来支持工作人员进行深入中国大陆和空投，并搜集各种最精密的电子信号。我与中华民国当局合作无间。我具有深切的兴趣，希望发现所有一切我所能够发现的关于亚洲的事。
    五十年代末期我驻于当地时，实在是惊心动魄。当我到达时，争夺金门与马祖的台海战火，已经爆发——就在一九五八年八月。这两个小岛，紧邻着中国大陆，中共开始以大量炮火轰击，试图摧毁岛上的部队。无疑地，中共也希望借此摧毁台湾的士气，想透过军事力量、政治阴谋，或两者并用，以占领台湾。我也迅即发现，华府在危机发生时，对于情报的索求，贪得无厌。美国在金门设有一个前哨站，用望远镜可以很清楚地观测中国大陆的情况，同时，这个前哨站，也对炮火轰击下的中华民国军队的斗志，每日提出报告。身为台北高级美国情报官的我，于是将各情报小组的组长，组成一个小委员会，将各种情报传递的设备，运用到最大极限，同时也开始对大使定期举行简报。我在派驻台湾期间，与大使相处颇为融洽，并获得他慷慨的支持。炮弹来自俄国令我懊恼的是，我发现，想作个沉默、秘密的情报官，实在行不通。战火爆发后，我即接获华府一连串急电，要求我立即分析这项冲突的战略意义，以及我个人对于战果的估计。中央情报局长艾伦·杜勒斯并在私人函电中表示，他想每天向国务卿提出报告，提供看法。
    我稍带着迟疑的心理，试以我自己新近对当地了解，对于金门岛上的驻军，作了最有力的评估，并且分析亚洲的形势，提出建议说，以后勤及非战斗军事支援金门守军，以防止战事扩大，符合美国的利益。我个人相信，中华民国的军队，在美军顾问协助之下，若能成功地守住金门，将在好勇斗狠的毛泽东政权与较深谋远虑的苏俄政治局之间，构成决定性的利益分歧，还可触发其他因素，造成中（共）苏分裂。果真如此，那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意义最重大的国际事件。
    我还收藏一个金门炮战的战利品。那是一个能穿过钢甲的一五二口径炮弹的破片。那枚炮弹在开战的头一天，穿破坑道的墙壁，飞起的破片会划破国防部长俞大维博士的脸部，他拾起来，后来送给我。有趣的是，俞大维指着对我说，那个炸弹的破片上，刻着字母，显示是一九四一年苏俄所造的炮弹。军火上的标帜，也是从质与量方面估计军事武器产量的方式之一。
    我没有必要详细描述我自己情报站的作业方式，我也不愿意这样做，以免目前仍有价值的情报来源及方式暴露。然而，值得强调的是，我们对于中国大陆的了解，知之甚少——事实上，即使是现在，所知也有限。一个白种人的面孔，在一大群亚洲人中，无论如何是不会混淆的。有段期间，我们派出英勇的中华民国志愿军，他们愿意跳伞进入中国大陆偏远的地区，或于夜晚乘橡皮艇渗透到沿海地区，躲藏在亲友家中，收集我们所需要的情报。那些都是英勇的事迹，其中包括乘专机飞越喜马拉雅山，深入中国大陆西北部。Ｕ２飞机深入大陆这些敌后工作人员的生存率，实在有限，于是我们逐渐改用其他情报方法：利用偶尔来往的旅客，外国外交官，特别是电子及影片收集站。坐在安装于台北高地中的电台里，收听来自新疆的工作人员发出的秘密无线电讯号，诚然是一种非常令人心惊肉跳的经验，而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收到预先约好的密码，显示电台操作员已被捕时，诚令人柔肠寸断。偶尔从这些消息来源也可获得有用的情报，但通常他们大抵都是低层作业，而且吃力不讨好。
    到五十年代末期，我们大部分是仰赖飞机以及截获的电子讯号来收集情报。我们提供装备给经过特别训练的中华民国飞行员及无线电操作员，他们冒死以低空飞越中国大陆，记录下中共雷达的讯号以及想击落我方飞机的军事武器位置。执行这种任务，使我们在无线电台中提心吊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