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刊文章：《苏联飞行员别连科在美国》（下） [复制链接]

    在“假日”，别连科可以呆在他的“私人房间”里，保镖也得敲敲门才可以进去。在他的私人房间，他自己同自己下棋，或是同一名保镖下棋。或者是看诸如《马拉松人》、《秃鹰七十二小时》等美国流行小说。别连科同外界最主要的接触，是他房间里的那架彩色电视机。他爱从十三个电视台中选看足球比赛或者是大场面的电影。他经常看旧电影到凌晨三点，因为他总是睡不着。
    别连科和他的看守们是用英语交谈的。每天早晨，他上两小时的英语课。别连科温习功课很用心。
    每逢周末，别连科就亲自点中国菜，由中央情报局的一名人员替他从一家中国餐馆买回来，再由一名保镖替他在厨房中加热。别连科很喜欢中国菜和红酒。当然，他的食物都要由一名保镖先尝了才给他吃，看看菜是不是太咸——或者是否有毒。
    然而立体声的问题第四十八：“你是不是苏联情报机关ＫＧＢ的特务？”一直不放过他。军事专家一再向他指出，他驾来投奔的米格２５是一架旧式机，而且还是长了锈的。现代化的定位仪器和新式的武器系统，要不就是不完整，要不就是根本没有。
    别连科解释说：“只有忠于党的路线的飞行员，才有资格驾驶配备完全的喷气机。”象别连科中尉那样无组织无纪律而被贬往西伯利亚的普通飞行员，只能使用有缺陷的飞机。投奔者还说：“有时候，整个功能系统的机件会从一架飞机上拆下来而往另一架飞机上装。零件库总是空的，维修和保养的工作极不完善。”
    在十一月，别连科精神崩溃了。讯问不得不停止好几天。
    值班的中央情报局精神病医生在写给审讯委员会的一篇报告中，要求软化审讯策略和取消那些严格的安全措施：“主人公显示了严重的行为障碍，并且有精神沮丧症的倾向。建议在讯问期间取消隔离，并且给他创造新的、同外界接触的可能性。”
    自此之后，别连科每天只被“聆听”（这是现在对审讯的叫法）三到四个小时。避免采用审问的方式，每个问题必须先用书面交给精神病医生过目，然后译成俄文交给别连科。
    “洗衣房”的折磨也取消了。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同别连科在一个大会议室会面，并称之为“合作”。讯问者都戴着巨大的深色太阳眼镜。他们坐在他对面，那是大厅中灯光较暗的部分，并称呼他“米克托”。每天早晨，每个讯问者都用假名向别连科作自我介绍：“我是詹。今天早上你好吗，米克托？”
    别连科很快就觉得轻松得多。
    “这是很难的，”五人讯问小组的发言人说，“如果要动员象别连科这样的一个人来继续为我们提供他的国家的军事情报的话。他是作为移民而来的，可是在这许多个星期中，我们一直把他当间谍来对待，把他当成间谍来审查、讯问。”为了消除这位投奔者对中央情报局的不信任感，美国人带别连科去参观“闲人免进”的飞机场以及航空母舰，请他把这些设施和装备来同苏联的军事系统做比较。别连科很乐意讲给他们听。他讲得越多，就越脱离了孤立状态。
    他的“家庭”同他一起开着两部挂着财政部车牌的小汽车环游华盛顿。别连科也可以独自去逛首都的闹市。“有一回，一架出租汽车几乎把他撞死——但这并非敌特所为。”罗拔司说。在华盛顿“观光”十天后，别连科的精神崩溃治愈了。他开始讲话了。
    他所讲的，听了真叫人震惊：在严重的情况下，苏联空军飞行员也得准备作自杀式的进攻；空军飞行员因薪俸太低和升职的机会太少而士气低落；极差的地面维修保养工作使得军机坠毁之事层出不穷。别连科还透露了苏联对西方和中国的进攻计划的细节。“我们在看他的供词时，必须要考虑到别连科的水平和他对苏联的愤怒情绪，”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一位高级官员说，但是他又夸奖别连科：“这个别连科是我们的‘百万美元人’——苏联现在得全盘修改它的军事计划和战术，这就够他们花一大笔钱的了。”
    别连科供词的一些片断，读来就象恐怖小说：“在西伯利亚和苏联东南部驻扎的飞行员，都是犯了错误而被贬调往该处的。这些人都象狼一样。他们力图透过针对中国战斗机和美国侦察机的疯狂冒险行动立功受奖，争取机会调回苏联西部。”在进攻中如果出现紧急情况——别连科是这样说的——苏联空军飞行员是不许跳伞的，而必须象日本的“神风式”自杀飞机一样撞向敌机、同归于尽。
    三天之后，别连科进入他几个星期以来在此透露了不少东西的会议室。他手里拿着一个小黄本。他吞吞吐吐地用英文念道：“我再也不想回答任何问题了。我想被当作普通的移民那样地对待，并且拿到证件。”他接着又说：“我需要时间去考虑我最后的抉择——究竟应不应该把我自己交给苏联当局。”别连科于是沉默地坐下。
    两天之后，一架上面印有“比利化学清洁公司”字样的无窗户的运输车离开了华盛顿，把别连科运往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别连科将在那里入籍——用另外一个名字，每月领一千五百美元的津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