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回顾他八年来掌管美对外政策的情况 [复制链接]

    【合众国际社纽约一月二十日电】基辛格国务卿在概述他掌管美国对外政策八年的情况时说，他在离开华盛顿时所留下的政策不再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代的思想作为基础了。
    基辛格在接见《纽约时报》的詹·赖斯顿的谈话中说：“当美国找到一种处理它的对外政策的新方法的时候，我正好在担任公职，这是命定的。”
    该报今天刊登了这篇谈话。
    “我们继承的对外政策是在四十年代制定的政策的一种遗迹，但是它已不再符合六十年代末这种局势的现实了。”
    基辛格在一九七一年对中国进行绝密的奠基旅行使世界受到震动。
    他说，他感到自豪的是，他是在世界比几年前更为平静的情况下，离开华盛顿的。
    他说：“我想，如果你把一九六九年对世界形势的报道与今天的世界形势加以比较的话，你就一定会认为，世界形势更加和平、更加有希望，而且更富有取得进展的可能性了。”
    “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在这段时间里忍受的痛苦，由于就越南问题进行的激烈的辩论和水门事件引起的权力解体，我在回顾过去时感到悲伤。”
    他说，总的来说，令人悲伤的是，“有些事情你想要完成而又没有完成得了”——特别是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方面。
    有人问为什么没有同苏联完成这项协议，他说：“我认为，部分原因在于对方，部分原因在于政府内部有争论。”
    基辛格作为成就加以列举的有：结束越南战争使美国在二三十年里第一次处在和平之中，改善了同中国、苏联、工业化民主国家和非洲、亚洲及拉丁美洲的贫穷国家的关系。
    他说，遗憾的一件事就是让西方处于不是最好的地位同石油卡特尔——石油输出国组织
    ——打交道。
    有人要基辛格列举他记忆中在近十年期间掌管对外政策方面最引为自豪的“五个时刻”。他说：
    ——“当然，踏上中国的国土是一个异乎寻常的经验。
    ——当北越谈判代表黎德寿把我知道将会结束越南战争的建议摆在谈判桌上的时候，那是一种异乎寻常的感受。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
    ——（一九七二年二月在北京）签署上海公报。（公报保证美中两国将在关系冻结二十五年之后致力于使中美关系正常化。）
    ——（在一九七三年赎罪日战争结束后）埃及人和以色列人签署了第一项脱离接触协定。
    ——朗布衣埃最高级会谈也是够奇妙的，因为它意味着我们终于开始使工业民主国家实行通力合作。”
    基辛格在说明美国对外政策最近的做法时，他提到了第三世界。
    基辛格说：“我认为，在一九七三年以前，我们对第三世界确实没有一贯地给予很大注意。”他说明当时非得首先结束越南战争不可。
    “从一九七三年年底之后，在最近三年来，我认为，第三世界一直是（我们的对外政策的）重点。”
    关于世界其他地区，基辛格说，“从我们利用中苏分歧的角度来确定中苏关系的性质”，这样做是错误的。
    他说：“苏联是一个在许多方面有着威胁我们的生存的能力的超级大国……但是作为一种制度，苏联是充满了巨大的困难。”
    “世界上没有一个共产党国家能够获得它的人民的自发的支持。”
    他说，在一九七七年，签署一项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应该是可以实现的”，而“在中东取得进展的客观条件大概是比以色列建国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强”。
    他说，这一年也将是作出“英勇的努力”来处理巴拿马、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的矛盾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