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日利亚《非洲视界》刊登埃斯科尔·托约文章：《毛泽东和非洲》 [复制链接]

    【本刊讯】尼日利亚《非洲视界》杂志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一期刊登尼日利亚迈杜古里大学经济学讲师埃斯科尔·托约的文章，题目是《毛泽东和非洲》，摘要如下：
    在毛泽东逝世之后，出现了许许多多对他的伟大进行评价的文章，这是很自然的。
    一个人的伟大不仅表现在他的人格方面，而且也表现在他对他的时代的历史的洞察力和他面临的抉择方面。他的抉择越少个人利益的考虑，越是同他那个时代的全人类和他的人民的进步斗争相一致，这个人就越伟大。
    除了已经是资本主义的日本以外，所有亚洲人民都面临着一个抉择：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意味着，在国内建设方面遵循帝国主义政治家所提出的“自由民主”、“合作”和“合伙”的口号。现在人们已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就意味着继续做一个世界帝国主义专制统治下的落后国家。亚洲的某些领导人——当地的资本家、地主、官僚和许多知识分子——选择了这条被他们标榜为“自由”的道路。然而，伟大的十月革命向人们展示了另一条道路，即革命的和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场革命使被压迫人民懂得：（一）被剥削的群众可以在革命中从他们的剥削者手中夺取政权，然后建立一个新的政权，即城乡劳动者的政权；（二）人民是能够打败帝国主义国家的，也能够摧毁殖民主义或半殖民主义；（三）对于落后国家来说，发展资本主义并不是它非走不可的道路；（四）社会主义的人民政权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伟大的创造。
    正如我们所指出的，某些亚洲领导人选择了资本主义的道路，或者是在经历一个犹豫徘徊和躲躲闪闪的时期。虽然如此，另外一些领导人却选择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在后者中就有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创始人。
    了解这一背景是必要的，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只是在那些至少在名义上还是独立的国家，选择道路的问题才是一个有实际意义的政治问题。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直接进行殖民主义于一九四五至一九六五年普遍崩溃之后，对于几乎所有仍然处于资本主义世界范围之间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这一选择都变得至关重要了。现在的问题是，象印度、中东和拉美的一些国家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七六年所做的那样，沿着原始的资本主义道路慢慢爬行呢，还是走上一条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这就是今天已在名义上实现独立的所有非洲国家所面临的最重要的抉择。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英明的领袖，如果说他伟大，那是因为他是一位革命者，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家之一。当一国人民在历史进程中需要革命来推动时，伟大就在于投身革命以及这种投身革命的才能。
    毛泽东的讲话都是革命的讲话，他的诗词都是革命的诗词，他所作的政治分析都是革命的分析。毛泽东已被世界公认为中国最伟大的学者之一。但是，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和分析家，他并不标榜无聊的“无党派”倾向。
    非洲的学问家和学者们必须彻底摒弃所谓只有无党派才能做到客观和科学之类的错误思想。实际情况完全相反。科学只有通过倾向鲜明和互相驳难才能发展。理论必须经得起争论，实践必须经受无情的批评的考验，研究人的科学必须参与人的斗争，这才是达到真正客观的道路。
    毛泽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象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也并不是生下来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他有足够的智慧，又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和探讨，对于千百万人民的疾苦和斗争以及他们解放的道路又是十分关心的，那么他迟早必将找到马克思主义。一个人由于自己寻求而找到马克思主义要比别人灌输给他好。
    毛泽东是一位共产党人。在今天的世界上，只有共产主义的远景才能激励一个民族完成伟大的业绩。象博瓦尼和桑戈尔这样的非洲领导人，他们说，他们是在为黑人的解放而战斗，但同时却采取了反共的立场，他们的过错就表现在这种最为明显的矛盾中。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所有的沙文主义，其中包括种族沙文主义，才能消灭。因为只有在阶级寄生现象消灭的时候，部族、民族或种族才将停止不平等的发展，并且只有那时，真正的种族平等才能变为事实。
    我们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世界历史的阶段：人民大众争取摆脱阶级、民族、性别和种族剥削的渴望已经刻不容缓。马克思主义公开地揭示了其它剥削与阶级剥削的联系。在非洲，甚至象尼日利亚这样名义上已经取得独立的国家，民族解放仍然是不彻底的，更不用说性别、民族和部族方面的解放了。至于阶级剥削，它的新形式反而是相当发展的。在本大陆的大部分地方，新的寄生现象、新的不平等以及新的压迫形式现在正在抬头。共产主义是当代不仅反对这种或那种剥削的理论，而且是反对一切形式的剥削的唯一理论。只有马克思主义者，即用马克思的科学的洞察力和方法武装起来的共产党人才是当代真正了解各种形式的压迫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的思想家和领袖。因此，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哲学就成为我们时代的被压迫人民大众用以求解放的唯一适用的哲学。在这方面，它超越并代替了政教分离论。对比之下，政教分离论已成为一所把人民束缚于糊涂思想之中的破网。
    毛泽东通晓中国古文，但是极力反对那种文学式样的刻板形式；他熟诣中国诗词，但是发展了革命的诗词，创造了一种服务于人民和人民革命的新颖而朴素的风格。毛泽东精通中国历史，但是却从历史中吸取中国人民的进步和革命的传统，帮助他们开展一个以最先进的政治科学为基础的新的革命运动。毛泽东深通中国政治，但是这仅仅是为了对政治进行革命。就是说，他致力于最彻底地摆脱中国政治的保守、专制、愚民政策和剥削的目的和方法，而他自己就是生于这样的环境之中的。毛泽东是一位学者，他赞赏世世代代进步的中国学者的创造性的劳作。但是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并不象某些不负责任的，或愚蠢的非洲知识分子（这些人本身就是过时的欧洲自由主义思想的奴隶）那样，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欧洲的，不适用于中国。相反，他和其他有远见的中国知识分子一道，寻求掌握这个新的革命工具，并努力用它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中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所取得的进展就是衡量他们成功程度的尺度。
    毛泽东是一位英勇强毅的领导人。在非洲，我们就是生活在世界的这样一个地方，在这里，军人们证明是具有发动一次政变所需要的那种暗杀行刺的勇气的，但是却从来没有表现过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公开对抗所需的穆尔塔拉·穆罕默德（尼日利亚前国家元首——本刊注）那样的勇气的十分之一。毛泽东的勇气来源于革命，来源于最强烈的正义感和对人民的无限信任——一个具有历史感的伟大人道主义者的勇气。
    毛泽东象每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一样，在人民和他们的压迫者之间的斗争中他是站在人民一边的；在民主和专制的斗争中，他是拥护民主的；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冲突中，他是支持社会主义的；在反动和进步的对抗中，他是支持进步的；在阶级的和民族的斗争中，如果一方面是改良主义和妥协，另一方面则是革命和抵抗，毛泽东就选择革命和抵抗，不管它将带来种种的牺牲。他知道，中国人民或亚洲人民不做出牺牲是不能向前跃进的。但是如果领导人只号召人民作出牺牲，而他们自己是不能牺牲的，那就得不到人民的响应。
    这些就是今天摆在每一个非洲人面前的抉择。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采取骑墙的态度是不能成为伟人的。凡是在这些抉择面前犹豫不决的知识分子和领导人，他们自己决不会是伟大的，也不会引导他们的人民成为伟大的人民，不管他们用他们自己的名字给多少街道和城镇命名。
    在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领袖领导下的一个伟大的共产党就能激发革命的创造力的风暴、高涨的自我牺牲精神、真正为公的热情、普遍的自信心、强烈的自豪感、深刻的希望、勇往直前的勇气以及战胜一切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