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素音在香港理工学院的演讲：《我看今天中国的形势》 [复制链接]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十一月二十九日刊登韩素音在香港理工学院的演讲，摘要如下：
    原编者按：即将前往我国访问的著名女作家韩素音，昨天在香港理工学院向约一千名大专学生作演讲，讲题是《我看今天中国的形势》。
    会上，韩素音讲述了她对中国人民打倒“四人帮”这个政治运动的看法，并答复了大专学生的发问。
    以下是她的发言及答听众问的详细摘要：
    我今天准备谈的就是心里话。一个作家对人民有责任，这责任就是毛主席说过的要好好的调查，好好的了解情况，不能随便乱写乱讲，所以一举一动都要比较认真。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我花了二十年的工夫，研究中国革命，研究毛泽东思想。为什么对毛泽东思想、对中国有这么大的兴趣呢？为什么这二十年来每年都回中国去作调查研究呢？我有这么大的兴趣，是因为我是在中国生长的，我父亲是在旧中国做工程师搞铁路，那个时候是军阀时代，我亲眼看见过去的中国，是多么穷、多么苦，我小的时候，每年看见几千几万人在那里饿死，把自己的孩子卖给人家。那时候，我心里充满恨和忧愁，我想总有一天人民是会翻身的。现在中国就不同了，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不尊敬中国、尊敬中国人。过去没有人瞧得起中国人，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人家不以为中国人是很了不起呀！为什么会这样呢？是革命。谁搞这个革命呢？就是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若没有毛主席从一九一七年到现在的六十年来，辛辛苦苦为革命，若没有敬爱的周总理、朱德这些伟人来领导中国人民翻身革命，那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我们要用什么眼光来看今天中国发生的“四人帮”事件呢？我们要用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历史的眼光就是要明白中国革命，要看这五十年的中国，伟大的中国所走的历史道路，要看毛主席这五十年做了一些什么事，要懂得这五十年在国内会有两条路线斗争。我们用这样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我们对今天的事就会很容易理解，而且也会赞成。老实说，如果这四个人的阴谋成功，并上了台，中国就会大乱。今天他们垮台了，我们是应该高兴的。这是我的看法。我这看法不是偶然的。我不是盲从的人，这是我心里的话，因为这两三年来，我已经对这些人有怀疑。
    为了要明白现在的新中国怎么样，我在一九五六年便回去。一九五六年五月在北京周总理和邓颖超接见了我，他俩对我很好。我见了他们便说，我是来看，我不相信漂亮的话，我相信事实和行动，我要亲眼看看你们做得好不好。周总理不但不责备我，他说：“好，你这个态度很好。你应该这样做，不应光是相信。”这二十年来我看见了。我的结论是，中国革命是伟大的，是了不起的。所以我写了《早晨的洪流》和《风满楼》两本书，写中国革命，写毛泽东思想，写毛主席。因为我认为，中国革命，不但是中国人民的救星，也是世界人民的救星。
    中国在一九四九年后是否没有矛盾，没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当然有，一九五四年不就有高岗、饶漱石吗？一九五九年不是有彭德怀吗？后来又不是有文化大革命吗？对文革，很多人不理解。开头我也不理解。我下苦功研究，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一年，我花了六年时间。懂得为什么毛主席要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我认为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如果中国变修，不但中国人民要回复到过去黑暗的日子，而且全世界人民都没有希望了。你们可知道世界上有多少人眼睛望着中国，希望是寄托在中国身上，中国的责任很大啊。这以后，又有林彪事件。
    一九七一年九月我在遵义，参观遵义会议故址，看见那里挂着一幅大油画，油画上有毛主席、有林彪，没有其他人。那个时候，爱人跟我一看，我们便觉得不太好，我便开口说：遵义会议除毛主席和林彪两人还有其他人，这些人为什么不在油画上呢？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林彪不让年青人知道还有别人，就只有他。在井冈山也是这样，除了看见毛主席和他外便没有别人。我们想，这不太适合吧？朱德在井冈山功劳是不少呀，是他把朱德的画拿掉了，我们看了就不太喜欢，我和我的爱人就提出了批评。（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一版）
    当然我不应该讲很多，因为我今次是从外国来。我去年到过中国，最近没有，所以我只能讲我在这两三年来的感觉。第一，人民是不喜欢他们“四人帮”的，人民是恨他们的。我们要相信人民，因为人民的眼睛最雪亮，他们不光看理论，还看实际表现，因此，他们看得最准确。第二，我自己也发现不少使我看了不服气、不欢喜的事情。最近两年来，我知道因为“四人帮”的干扰，我在中国的朋友不少受苦，有不少事情他们都不能做。我对这些朋友说：“中国人民的眼睛是看得准的，现在忍耐一下吧，局面一定会变的。”我为什么这末有信心呢？因为我相信中国人民是不会忍受下去的。
    “四人帮”的干扰造成很不好的影响。中国的敌人都希望中国这个局面能继续一段长时期。这对中国的敌人是一件挺好的事。现在幸好华国锋主席一下子就把这个多么不安宁的局面扭转过来，这对中国的前途是挺好哇！很多问题现在便可以清清楚楚地解决了。
    消息传出来后，好几百个外国人都来问我的看法。我说：“好！我很喜欢。”为什么？这不单是四个人的问题，而是长期的不稳定，对今日的中国是不好的。因为，在这短短两个月间，在毛主席逝世之后，“四人帮”还未垮台前，苏联已经发出了一项威胁。所以，除了看“四人帮”怎样坏外，还要看到他们做的坏事是如何鼓励敌人来袭击中国。要不是解决了这问题，说不定中国会出现很多乱子，甚至要打内战。别以为社会主义中国没有敌人。超级大国和帝国主义是恨死中国的。因为他们知道有了中国，全世界人民就有希望，没有中国，全世界人民就可以做他们的奴隶哩！（鼓掌声）
    问：中国粉碎“四人帮”后，苏联有什么反应？
    答：苏修对中国的态度一直都是恶劣的，这个我不必多讲了。最近，有这么一件新闻：苏修有一个记者，叫维克托·路易斯，假装是英国人。这人是个标准的“修”。他有挺漂亮的房子，又有泳池，有三部汽车，还有最好的菜，什么都有。大家可知道苏联人民是很苦的，很多人没有肉吃，农村尤其是苦得要命。这个假装英国人的苏联记者维克托·路易斯，好象是个很有钱的人，他也经常跑到外面去。他在法国巴黎就跟几个记者这样讲过。他说：“我们（莫斯科）现在对中国要改变态度啦，在一个月之内，如果中国不改变态度，我们就会有些动作。”这就是威胁，威胁中国，为什么他敢这么讲。当然，他讲的话有时候是试探的话。当人家对他有反应时，他就这么说：我们已经告诉了中国政府，如果中国政府在一个月之内不改变态度，那我们（苏修）就有些行动。从其他方面，也有些记者告诉我。“哎呀，你知道吗？中国很危险啦，他们（苏修）在边界上已经增加了军队。”我们知道这几年，苏修都在威胁中国，外蒙古边界上的军队不少。这是威胁，是恐吓！他们为什么这样干？我们都知道它是外强中干，自以为是超级大国。当时它以为“四人帮”会在国内搞得很乱，他们也就便宜了。最近，因为看见中国团结起来，“四人帮”垮台了，他们又怕起来了，所以最近又派了代表去中国。到底以后怎么样我不知道，可是我敢说，中国政府的政策是不会变的，因为，今天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一切听从毛主席的话，并且正在实现毛主席的遗志，所以，我们很放心，在这方面，中国绝不会投降，也不会变色。
    问：韩女士见过江青，大家都很关心有关江青的问题，有人说江青曾搞起革命现代戏，今天打倒江青，是否等于否定文革？
    答：有不少人流传着这种谣言：江青下台，就是否定文革，否定文革就是否定毛主席。我看这不但是不对，而且是故意这样讲，因为他们以为江青就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就是江青。其实，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有人在外间传说，江青跟某些外国记者讲，文革是她想起来的。那里是她想起来的！也有人说妇女解放运动是江青搞起来的，所以，将来中国再没妇女解放了，这是一番胡说！文革是毛主席亲自发动，而江青想利用文革作为一个踏脚石。毛主席曾亲自给她写信。一九六六年七月毛主席给江青的一封信就指出她有缺点，也指出林彪有缺点，大家如果没有看过，我的新书《风满楼》里就有。文革中的确有不少人乘机出风头，装成很革命。可是文革是不容许那些机会主义分子长久在台上的。看，一个一个都下台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假装革命，的确好象是做过一点事情，可是真正做了这个工作的是人民，是群众。他们把这加在自己身上，好象是他们的光荣。他们的态度，是资本家的态度。他们把革命作资本。我只见过江青两次，所以不能说很多。老实说，我也不愿意说得太多。可是免不了说几句关于她的态度。简单说起来，她的态度是这样的：你问她什么问题，她要讲自己；你问她的近况，她讲自己有病；你问她什么什么事情，她就讲别人的坏话。我问她对技术革命的看法如何？她不讲这个，而讲某某人对她不好，对她不利。这个态度，我觉得有些古怪吧！后来，第二次看见她，又是这样，我就怀疑这个人不能够做领导，太狭隘了，什么东西都讲她自己！她也很喜欢人家崇拜她，夸张她。
    她过去跟林彪的妻子是很好的朋友，因为林彪的妻子叶群常常说江青的好话，在江青的面前说她多么好。江青就是喜欢这些话，不喜欢人家批评她，人家稍为说一点令她不爱听的话，她就要骂人。这种态度，不是一个真正革命者的态度。这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小器的资产阶级的态度（笑声）。
    邓颖超夫人是那么谦虚，和江青有天渊之别。说到妇女解放运动，邓颖超十八岁就已经在搞妇女解放运动，在上海的工厂跟工人妇女搞革命，那时，有几个工人妇女还被反动派抓去枪毙了。邓颖超是真正妇女解放运动的榜样，做了很多事情。蔡畅、康克清，都真正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好榜样，江青那里象呢？若有人说江青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领导者，我认为中国的妇女不会答应。周总理一九七四年已经病了。可是他还是到飞机场去迎接外国来宾、首脑、政府要员。他亲自提手提包，他穿的衣服有时候膝盖地方有点烂，也没有换新衣。邓颖超夫人也是非常可爱。多么好的一个人，大家都叫她邓大姐。邓颖超没有讲很多理论，可是她做得不少。而江青，从没有人民尊敬她。这我也不再说了。讲起周总理，心里头还是很难过。
    问：为什么“四人帮”的问题以前不讲，现在才揭发？
    答：这不是过去不讲。这两三年来，在中国人民之中，已经讲了不少话。不管老年、青年还是少年，有不少人批评她。要不然为什么我在一九七四年会听见有人批评她的衣服。她搞了一些衣服，这些衣服成本很大，需要六码布。她要每一个妇女都穿。我最初听见这么说，还以为只是谣言。这说明，人民就是在讲她很多话，并不是不讲。这些话说明了人们心里头不高兴。从来就没有听他们讲周总理或邓颖超的坏话。所以不能说人民不批评江青。姚文元手里有《红旗》，有《人民日报》，还有出版社，他到处管。出版社的人也不高兴，有一个出版社的人是我的朋友，我对他说：“现在很多人都会写作，为什么你们出的小说还是那么少？”他说：“你不知道，我们这里有五百部小说在等。”我问：“等什么？”他说：“等了两三年，等姚文元看。”所以不是说中国人民没有创作力量，不是说没有写。但要等“四人帮”决定好不好，这个不对罢。所以，有的人就贴了大字报，前年去年都有大字报，说了这些话，我很高兴。在外国，号称民主，有很多坏事情是永远不会被揭露出来的。可是在中国，两三年就会被揭露出来，这是很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