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世界》杂志文章：《苏联谋求接近日本的企图》 [复制链接]

    说现阶段苏对日外交的焦点集中在抑制日、美、中三国接近上，苏为此甚至可以对日作某种让步，以便建立“亲善条约式”的关系，进而与“亚安体系”联系起来
    【本刊讯】日本《世界》杂志九月号刊登一篇文章，题为《苏联谋求接近日本的企图》，摘要如下：
    在中苏对立的同时，传说美苏关系的缓和也出现了阴影。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对日工作似乎更加活跃起来。据说，苏联自赫尔辛基欧安会前后，就彻底修改了对日政策。五月份，新驻日大使波利扬斯基赴任，这果真是宣告新的对日外交的开始吗？同时，日苏关系同预料中的剧烈动荡的国内政局能挂起钩来吗？这些都令人注目。
    在最近日苏关系的活动中，颇为显著的就是波利扬斯基大使自赴任以来，积极地接近政财界的中枢、人员来往的质的变化和量的扩大，另一方面，可以说是越出常轨的在日本列岛周围炫耀军事威力。人员来往的质的变化，其中心也是接近亲台湾派和亲韩国派。美国因总统选举而受到动摇。在这种形势下，苏联外交明显地暴露出企图占据有利地位的权力政治的一面，这可以说是苏联最近对日政策的特征。
    看一看苏联最近对日本开展的外交工作便可知道，它对日、美、中“军事接近”的警惕是异乎寻常的。这种警惕直接被七月八日召开的日美安全合作委员会决定设立防卫小组委员会所触发，塔斯社和《真理报》已经分别在七月八日和七月十日严厉批评了这个防卫小组委员会。
    但是，苏联对日、美、中接近这一“恶梦”的忧虑是更加根深蒂固的。在六月下旬访华的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提出：“我认为，澳大利亚、中国、日本和美国四国应该结成同盟，以便对抗苏联在太平洋及印度洋扩张军事力量”。七月三日的《真理报》一方面避免谈及弗雷泽这个讲话，但同时又把弗雷泽总理对日本和中国的访问批评为“想要参与北京领导人企图分裂日苏睦邻关系的挑拨性计划”。可以说，这如实地表明，苏联是如何地高度评价日本在亚洲政策中所占的地位，又是多么害怕由日、美、中结成“对苏包围圈”。
    因此，在现阶段，对日外交的第一个焦点，集中在阻止美中关系的迅速发展和抑制日、美、中三国接近上。（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一版）
    与此相关联，苏联方面似乎已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即：即使在北方领土问题上，也可以作某种程度的让步。据说在一九七五年八月访苏的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以及在亲苏派知名人士中间，就打开日苏关系的问题已作了相当具体的研究。苏联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同其它亚洲国家的情况一样，日苏之间也建立“亲善条约”式的条约关系，进而与亚安体系联系起来。但是，日本方面仍未改变要首先签订日苏和平条约的态度，因此苏联的这种想法尚未奏效。
    另一方面，七月上旬，苏联海军在日本列岛周围展开了大规模的舰队活动，不用说日本，连周围国家也非常关心。苏联之所以在美军从东南亚撤退、甚至也开始认真研究从韩国撤出地面部队问题的时候，却开始增强其远东的军备，这大概是因为日、美、中接近的说法所起的作用。
    第二，值得注意的是，据说在这样的前提下，苏方对日工作的重心已开始转向保守政权内部的亲韩国派和亲台湾派。从佐藤政权末期开始，苏联加强了同福田赳夫等自民党内右派之间的接触，后来，前驻日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同椎名悦三郎等亲韩国派和亲台湾派要人之间的接触也成了人们的话题。一月访日的葛罗米柯外长在日本逗留期间，也从紧张的日程中抽出时间来同福田赳夫、中曾根康弘等人举行了会谈，其强硬态度令人注目。据说，于五月赴任的新驻日大使波利扬斯基更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倾向。随着田中被捕，洛克希德事件局面的大大改变，若把椎名等亲韩国派与事件的关系引起人们注意一事联系起来加以考虑，那么，其意味是极为深长的。然而，即使不谈这一点，倘若认为苏联的关心主要是日、美、中的“接近”，那么，苏联对这一地区的韩国、台湾反对这种“接近”的动向表示关心也就不足为怪了。
    苏联似乎还常常想把造成日苏对立原因的渔业问题，作为这种全球性战略的一种武器。六月底，正在伦敦逗留的水产厅长官内村，突然受到苏联方面的邀请，归国途中到达莫斯科，受到了渔业部长伊什科夫等人的欢迎。苏方好象就进入最后阶段的国际海洋法会议和捕鲸问题等探寻了日苏联合斗争的可能性。
    然而，这次邀请的作法是破例的，而且欢迎情况也是奇特的。在渔业问题上常常苦于苏方强硬态度的日方却反而没有理解苏联的真意，最终似乎仍不得要领。
    好象也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苏联正在调整对日本在野党的政策，最终，尽管处于冷淡的关系，但是将恢复到过去那种以同日本共产党的关系为主轴的方针。
    总之，由于苏联外交本来就缺乏机敏性和原则性，所以，如果改变方针，那将对日本外交造成沉重的压力。
    以洛克希德事件为契机，保守政权进行统治的正统性和有效性正在受到考验。对这样一个保守政权来说，对苏联的压力似乎无法真正地进行对付，相反，由于三木政权的基础软弱，所以，也很难巧妙地摆脱这种压力。
    日苏关系的改变，今后无论在国内政治方面，还是在国际政治方面，将具有极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