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刊文章：《印度的经济停滞和阶级斗争》 [复制链接]

    【本刊讯】美国《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公报》一九七五年最后一期刊载一篇署名“一个通讯员”写的题为《印度的紧急状态》文章。该文第二部分《经济停滞和阶级斗争》摘要如下：
    几乎每一个经济发展的指标都表明印度的经济已进入停滞时期。七十年代比五十年代的发展更是引人注目地缓慢。
    一九六五年是印度经济发展的统计数字发生质变的一年。经济上的依赖一九六五年以后，印度的工业和农业发展速度下降的基础是经济依赖的日益加深。根据古典的殖民主义方式，第三世界国家主要是出口原料和进口成品和消费品。随着第三世界国家出口的物资以越来越低的价格（同他们买进来的货物的价格相比）出售，贸易就变成了帝国主义国家榨取剩余价值的一个手段。帝国主义主要在矿业、种植园和某些基础结构部类的投资则有助于维持控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修改了但没有根本改变这种方式。在自由贸易的方式下，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不断出现逆差。“外援”随着贸易逆差的增长而增长，因为它的主要目的是为这种贸易差额提供资金，并向第三世界国家施加压力，使他们放宽对贸易和投资的限制。虽然现在他们也生产许多消费品和轻型机器设备，但制造这些东西所必要的零件和机器仍然是以较高价格进口的。另外，不断增长的外国投资意味着外国对许多现有制造业的越来越大的控制，帝国主义为了打破或者削弱对贸易和投资的限制而施加的压力则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受到全世界范围内的衰退和通货膨胀的压力。因此，在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确实出现过的发展，很大部分是依赖别人得来的、是暂时的和虚假的，这个发展不是自力更生的工业化，也没有改变贸易的剥削性的格局。
    印度的情况是这个总格局的一个部分。自从独立和特别是从一九五六年以来，一直存在不断增长的贸易逆差；这个逆差在一九六五——六六年达到最高峰，以后又下降，而逆差的下降更多反映了印度的经济衰退，而不是更多反映了任何重要的出口增长或自力更生的努力。但从那个时候以来，它又一次上升，至一九七四——七五年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同时，援助的增加同贸易差额的格局并驾齐驱，总的援助使用额从一九六一——六二年度的五十三亿两千万卢比上升到一九六四——六五年度和一九六七——六八年度期间的每年一百亿卢比的高纪录，然后到一九七二——七三年度又下降为六十亿五千万卢比。从那时以来它又上升了。但随着偿债负担的增加（从一九六一——六二年的十四亿三千万卢比增加到一九七二——七三年的四十七亿九千万卢比），援助的净流入额一直在下降，而偿债负担在出口中所占百分比已增加了：一九六一——六二年是百分之十三点八，一九七一——七二年是百分之二十七点八，一九七二——七三年则是百分之二十四点四（《商业》周刊，基本统计数字）。
    对印度贸易的格局也应当加以研究。应当注意，虽然轻工业产品甚至机器和机械产品有某些增长，但茶叶、咖啡、谷物、食品和鱼仍然至少占出口的百分之二十七点一，而轻工业产品如黄麻、皮革和棉布产品以及纺织品则占百分之三十一点八。同时，最大量的进口物资是机器和运输设备，其次是金属。更重要的是，印度同它的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苏联、联合王国、日本——所进行的贸易属于古典的殖民主义的格局：印度向美国、苏联、日本和联合王国主要出口黄麻制品、水果和蔬菜、茶叶、鱼、烟草以及向日本出口一定数量的铁矿和其他矿石。机械和机器产品则主要向小国出口。反过来，印度从联合王国、美国、日本、西德和苏联进口的主要是电力和非电力机器、钢铁以及小麦（从美国进口）。
    虽然一九七四年和以后的饥荒年月似乎把印度的戏剧性经济危机突出出来，但这次危机是由于深刻的结构方面的特点造成的，一九六五年以后，这些特点对发展的停滞所起的作用系统地显现出来了。且看，一九六六——六七年是印度大范围的饥荒年，北部人口稠密的比哈尔、北方邦和西孟加拉邦估计有一亿人受影响。只是由于大量进口美国粮食，同时对帝国主义的化学肥料工业作出让步和卢比贬值，数百万人才能免于死亡。（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三版）
    工人在就业人数停滞不前的情况下，工人越来越气势汹汹了。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六五年期间，劳资纠纷只有些微增加，而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四年期间，劳资纠纷却增加了一倍半，涉及的工人人数则增加不止一倍，损失劳动日数增加将近五倍。
    而且，罢工和工人阶级行动的性质发生了质变。纳瓦尔·塔塔在最近召开的一次劳资关系会议上强调了“迅速恶化的劳工—行政关系”，有一位福利官员解释说：
    “戈尔先生说，提高工业生产的严重障碍之一就是劳资关系的状况，其恶化程度如此之深，以致国家面临了严重的危机，他说，必须采取紧迫的激烈步骤来克服这个危机。他说劳资磨擦已发生变化。工人除了罢工、怠工、死扣规章办事和‘搁下钢笔’的鼓动之外，还采取了威胁、强制和超越官员的行动。”（《印度时报》，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事实上，工人阶级愈益倾向于以进攻的姿态来回答失业增加和生活标准下降，并倾向于采取超过（劳资）纠纷任何“正常化”的行动。尽管没有发生戏剧性的拉丁美洲式的绑架，但是个别资本家已经清楚地感到有压力，到一九七五年时整个的工业家显然都在要求进行一些新形式的镇压来在全国范围内抑制这一压力。贫农和农业劳工关于农村中的不安，很难获得任何统计材料，但是无论如何“纳萨尔巴里”显然不是孤立的事例，而一九六七年以后的年代同独立以前的农民运动相比较，则磨擦显然强化了，其性质显然改变了。土地改革事实上帮助了一部分比较富裕的农民成为农业资本家，并且使富农的利益总的说来与现有地主的利益一致起来了。但是，农村贫困并没有得到解决，农业也没有取得真正的发展——不管是资本主义的或其他方式。对“半封建”关系的有限的破坏使中农和贫农仍然处于缺乏资金、更加贫困化、时常还是依然负债的状况。不断增加的两极分化和贫困化造成的结果是：靠工资收入的农业劳工所占百分比在一九六一至一九七一年期间上升了，农业劳工中完全没有土地的情况增加了，以及那些不得不依靠工资劳动的人越来越找不到职业了。
    结果，是农村中的穷人（无地农民和贫农）开始带头进行鼓动了，是他们大量涌进现存的无论什么农民组织，是他们开始推动各左翼农民协会的领导采取更为战斗性的行动。贱民和妇女由于大多数农业劳工都是低种姓和或者是妇女，因此他们同地主，富农的冲突既涉及纯经济问题，也涉及“文化”方面。近年来愈益增加的对贱民施加“暴行”的事件背后大多数都有这种农村两极分化的因素。这在一九六八年著名的基尔文马尼（为泰米尔纳德邦坦贾武尔县的一个村庄——本刊注）事件中是一清二楚的，有四十二名与印共（马）领导的进攻性斗争有关的贱民无地劳工被他们的地主活活烧死。据政府材料说，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九年间，有一千一百一十七名贱民遭杀害，对贱民的暴行事例从一九七一年每月平均一百七十七起增加到一九七二年每月平均一百九十九起，一九七三年每月平均二百三十一起。这种事例多数特别涉及妇女，因为它们涉及强奸、不让使用公井的水、调戏和侮辱。对贱民劳工施用的暴力不应当使我们看不到下列事实：反攻已在进行。象困豹党这类派别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兴起，在比哈尔邦发生的武装冲突（当时贱民加入“纳萨尔巴里分子”的队伍，对地主和警察进行反攻）其背景就是贱民处于绝境之中斗志愈益旺盛。劳动妇女面临的双重压迫使她们在马哈拉施特拉邦为饥荒救济而进行的鼓动中和印度全国农村贫苦人民的类似运动中具有战斗力，甚至起了带头作用。部族人民从英国统治时代以来，部族人一直是叛乱的一个根源，一九六七年出现了纳萨尔巴里和斯里卡库兰起义之后，重点从一种部落民族主义转变为阶级战争了。确实，纳萨尔巴里武装斗争就主要发生在部落的边区。正在进行的武装造反的另一个方面是沿着印度东北边界日益加强的那加、米佐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斗争。但是，印度的部落群也是最近正在兴起的群众斗争的一个基础。
    把农村中的贫穷人民和城市工人团结在一起的两次主要的孟买纠察线，其大多数来自农村的参加者就是撒纳、杜利阿、纳西克县的部族人。
    结论印度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必须从这些正在兴起的斗争的客观条件和主观领导因素两个方面来记住“民族的”多样性。
    可能最要害的事实是：这些正在兴起的阶级斗争归根结底可以说是自发的，因为没有巩固的革命核心，没有统一的党来团结他们、推动他们前进，反对统治阶级。群众受各种各样“左翼”政党的领导，其政策从歼灭阶级敌人一直到只在选举时才搞群众运动的都有。左派在这方面的失败同印度统治阶级一直得以围绕一个党（国大党）和一个领袖（甘地·尼赫鲁，英迪拉·甘地；而贾雅普拉卡希·纳拉扬，则我们将看到他只是一个明显的例外）来巩固自己是个截然不同的对照。这些正在兴起的阶级斗争已得以迫使印度国家作更大的努力来既进行镇压，又通过“进步的”纲领来冲淡各种要求，但是却未能制止统治阶级的这种巩固。然而，这些阶级斗争归根结底已迫使印度资产阶级放弃大多数议会民主的形式，并为完全新型的斗争准备好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