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文化攻势的一个侧面－－某舞台艺术家谈苏艺术团来日演出》 [复制链接]

    【本刊讯】日本《苏联问题调查月报》三月一期（创刊号）刊登一篇署名西秀兵的文章，题目是《苏联文化攻势的一个侧面——某舞台艺术家谈苏联艺术团来日演出》，摘要如下：
    近几年，看了苏联艺术团的来日演出，使我深刻地考虑了文化与政治的联系。文化是政治的一种表现，非常清楚，那个国家的艺术团在各地演出的过程中就最明白地表明了这一问题。
    我访问莫斯科时，在大街上到处看到黄色照片，在市内的酒馆里，跳舞成风，是欧洲的新式舞，甚至其中有跳类似脱衣舞的。当遇到这种场面时，曾产生认为自己是到了美国的错觉。资本主义国家不限制个人的自由意愿，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允许这些东西的存在是令人吃惊的，同时，我也对苏联的文化政策产生了疑问。这尤其是在搞新的作品时，看一下所谓的“新作”，就更为清楚了。例如《卡门》等作品就是这样。人们知道，《卡门》描写的女主角是一个从这个男人的怀抱投到了另一个男人的怀抱的女人。《卡门》的舞蹈，不是肉感的动作，就是引诱男性的动作。但是，无论将其舞蹈编排得多么好，在集体农庄劳动的人们，每天汗水淋漓地劳动的人们，看了这个《卡门》，会更加增添劳动热情吗？演《卡门》的舞蹈家获得列宁奖，受到观众的称赞，这就清楚地表明了苏联国家的状态。
    看一下来日本访问的苏联艺术团的演出，接触一下那些艺术团的成员，其颓废的状况简直令人吃惊。例如，有这样的故事：艺术团的成员们一来到日本，只要是苏联没有的东西就红了眼，到处购买。他们从主办单位领取饭店的房费和伙食费，为了省下这笔钱，他们在小店里吃面包，吃他们从本国带来的罐头。然后用这些钱买服装或者照相机和录音机带回国。为了节省饭店的房费，其中也有好多天五、六个人拥挤地睡在一个房间里，而回国时却带着几乎拿不了的行李。
    如果仅仅是买东西，还情有可原，然而，一提到芭蕾舞的技术或者体育技术，那真令人心寒。比方说，有一次什么会演，在第一次、第二次审查中。无论谁看了都认为要落选的人，却毫无道理地被评为好成绩，甚至得奖。简直把日本的观众当成了傻瓜。如果到剧场去，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外行的评审员。这些先生们自己评分，这同真正的评审员的评分没有很大的不同，但看一下结果，就完全颠倒了。因此人们不感兴趣。不用说，技术优秀的人应该第一，然而苏联却想方设法地使没有技术的人名列前茅。我认为，对于苏联的这种作法，就连常给苏联捧场的人看了也会感到心情不舒畅。
    此外，接待办事处的人们异口同声地说：“最放肆又最令人头痛的参加会演的国家，就是苏联和古巴。”他们一味挑剔，说破旧的练习场地条件不好，人们围观不能练习，等等。有趣的事实是，在世界上也有名气的苏联舞蹈演员在外国演出时不断地逃亡。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认为，如上所述，是苏联的政治现状也完全在艺术上反映出来。看一下近十年苏联来日本的演出，质量都极为低下，在美国和欧洲的演出也不那么受欢迎了。如果站在接待各国艺术家的立场上来说，对苏联的蛮横，甚至感到愤慨。从热闹的舞台背后，可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看到一斑。实在令人寒心啊！《第七发子弹》——对国内战争的描写令人瞠目二月二十六日晚，我拿着印有“庆祝苏共二十五大”的俄文副题的苏联电影节节目单，走进会场——日经礼堂。主办者是苏联电影进口公司。发的是免费票，观众却不多，约有四百人。首先演的片子是广告片《苏联国营航空》。因为同西方国家的贸易出现了庞大的赤字，所以大体都是商业性的招引顾客的广告：“请到冬季的俄国旅行吧！”
    接着放映《第七发子弹》。节目单上介绍说：“是以二十年代苏维埃政权同在中亚的反革命派对抗的国内战争为题材的”，“影片描写了为革命而付出的许多牺牲，同时也描写了在动荡时代的有各种命运的主人公们”。
    然而，还是同所有的苏联影片一样，完全是口是心非。影片一开始抓到一个“反革命间谍”，但是，这个俘虏是一个战士，他说：“不怕拷问，宁死不讲。”心地善良的民兵队长把自己腰中的手枪（人民武装的象征）给了他，期待他回心转意。联想起来，现在勃列日涅夫之流已经沦落为新沙皇反革命集团，因此，对于把电影作为宣传工具的人们来说，甚至已不能真实地描写“反革命派”了。影片还使人看到主人公们为“金钱”和“女人”而争斗，而民兵队长用枪打脚踢的情景。最后的场面是用留在帽子里的一发子弹，即“第七发子弹”射向“宿敌”。
    什么意思也没有，是模仿已经看厌了的“意大利拍摄的西部电影”。只是口头上说革命、社会主义、民族等等，而台词同场景以及情节是不协调的。一开始加进了列宁时代的纪录片，也使人感到不协调。由于这些原因，电影演完后，连一个鼓掌的也没有。。
    观众多是日苏协会的青年以及拿着代代木派为选举作宣传的报纸的妇女，理应习惯于“鼓掌”。可见对这部影片是确实感到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