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国策》刊登平岩武郎的文章：《苏联凌厉的亚洲战略，大批调动秘密情报人员》（上） [复制链接]

    【本刊讯】日本《新国策》旬刊四月十五日一期刊登评论家平岩武郎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苏联凌厉的亚洲战略，大批调动秘密情报人员》，摘要如下：
    苏联领导集团在七十年代后半叶的外交战略目标，仍然指向继续动荡不安的亚洲。在越南战争结束和美中对立缓和这种新形势下，苏联将进一步加紧它对亚洲各国的活动。
    认为“三分之二的国土位于亚洲”，并且自以为是“亚洲大国”的苏联，将对亚洲各国展开什么政治和经济战略？这里把最近苏联的活跃的外交攻势同中国的执拗主张联系起来加以分析。活跃的接近工作
    苏联接近亚洲的工作，是乘美国忙于从越南战争的泥潭中拨出腿来，以及竞争对手中国忙于收拾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国内混乱的空隙加紧进行的。一九六七年同马来西亚、一九六八年同新加坡分别建交就是它的表现。马来西亚对于过去一直是亲美派的这两个国家，苏联在外交上避免任何带有干涉意味的行动，而专心致力于发展经济合作，特别使马来西亚感到高兴的是，苏联接受进口马来西亚的主要出口项目天然橡胶的三分之一。作为交换，苏联向马来西亚提供技术援助，特别是一九七三年动工修建的彭亨州的水力发电站，被称为是两国友好的象征。曾从事建设埃及阿斯旺水坝的苏联技术人员，这一次陆陆续续都来到了马来西亚。
    苏联想把同马来西亚的这种合作形态搞成将来促进同东南亚各国关系的“雏型”。苏联在一九六八年同新加坡建立了外交关系，并确立了更为具体而又巧妙的商业方式的业务合作。新加坡在一经建交之后，苏联很快就同新加坡设立了对等联合投资的合营海运公司。这除了要扩大苏联和新加坡之间的直接贸易之外，苏联还想利用新加坡各港口的造船修理设施。苏联船队向印度洋扩张，这几年异常惊人，因此，无论如何也需要一个船舶修理和船员休养的停泊基地。恰好新加坡方面拥有各种港口设施，苏联以此为目标，经过努力终于设立了“苏联一新加坡合营海运公司”。那以后，每年有五百般以上的苏联船只在新加坡停泊。而且在一九七一年开设了苏联“人民银行”分行，新加坡在金融方面加强了同苏联的联系。
    似乎是象征着加强同新加坡的这种经济关系，苏联最近投资六百五十万美元，在新加坡新建了大使馆。而且其特点是，苏联大使馆中有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另外，驻新加坡的苏联记者将近十名，都是熟知中国问题的人。
    苏联对新加坡的这种渗透，使北京非常敏感。在北京看来，苏联的这种派出机关是克里姆林宫侵占新加坡的“别动队”。
    泰国同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一样，苏联最近已开始重视泰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苏联就已经同泰国有了邦交关系。对于苏联来说，泰国的存在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它起着越南战争的后方基地以及刺探中国动静的情报基地这两个作用。
    苏联驻泰国大使馆的正式职员，登记的有二十五人。但据说，实际人数却超过十倍，有二百五十多人。苏联大使馆的厨师、司机、服务员等勤杂人员，原则上都是从本国带来的，这些人似乎都同秘密情报机关有某种关系，这二百五十个使馆人员的头衔几乎都是“贸易办事处人员”，而苏联同泰国的贸易额最多也只有六百万美元，这个人数同贸易额的比例，是异常之大的。与其说他们是搞实际贸易业务的，倒不如说他们是积极从事于搜集情报的，这种看法似乎大体上是正确的。当然，对于苏联情报机关的这种以曼谷为舞台的“暗中活动”，中国是没有理由保持沉默的。对于中国来说，这些驻曼谷的“苏联情报人员”的存在是可怕的，他们大部分人都熟悉海军情报，从泰国沿海可以清楚地追踪中国海军的动静。总之，可以肯定，曼谷是苏联在东南亚的一大情报中心。菲律宾另外，苏联对尚未建交的菲律宾的接近活动最近很活跃。一九七二年春天，苏联共产党机关报《真理报》的记者到马尼拉任职，同年秋天又设置了塔斯社的分社。菲律宾批准尚未建交的苏联派驻新闻记者是破例的，这已作为菲律宾对苏接近的动向而在当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九七二年秋天，马科斯总统夫人伊梅尔达访苏，除了同葛罗米柯外长会谈外，还同柯西金主席进行了友好的会谈。这也是破例的外交措施，这只表明，想要彼此接近的苏联与菲律宾的呼吸是完全合拍的。
    进入一九七三年以后，缔结了旅游协定，从旅游人员的互访莫斯科、马尼拉终于发展到国会议员代表团的往来。去年秋天访问马尼拉的苏联贸易代表团会见了乌科斯总统，就苏联船只在马尼拉停泊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会谈。根据这个会谈的结果，去年年底，苏联海运代表团访问了乌尼拉，同菲律宾海运当局人士最后谈妥了停泊问题。人们认为，最近，可能同意苏联船只到马尼拉停泊。如果苏联船只在马尼拉停泊的问题一旦实现，那就会对亚洲远东海区的苏联船队有利，不仅可以牵制美国第七舰队，而且肯定也会构成对中国大陆的压力。苏联接近菲律宾所隐藏着的企图，显然就在于使苏联船只到马尼拉停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