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二） [复制链接]

    这次旅行中，我们又看了不少我在一九七一年游览过的地方，但时间比上次充裕，看得更深了些。我们集中参观了托儿所、中小学、公共娱乐场所和工艺美术工厂。在这两次旅行中，我们共看了四所大学（广州的中山大学，上海的复旦大学，北京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四个研究所（北京的植物研究所和微生物研究所，上海的植物生理研究所和生物化学研究所）。
    虽然我们都很欣赏中国主人对我们的热情关怀和亲切招待，但我们不久就感觉到，每一个钟点都安排得满满的，使我们无法和其他中国人进行更直接的接触，无法从这种接触中取得那种较为淳朴和自在的乐趣。为了避免隔阂，我们提出不住豪华旅馆，不坐轿车或参观有很大的委员会的机构。对于这些要求，我们的主人大部分都欣然同意了。最重要的是，由于我一九七一年到马陆人民公社参观了一天，认识到中国的心脏是在农村，所以我们要求能多花一些时间参观一个公社。尽管我相信我们的主人永远也不会理解我们存心想得到对他们国家的非正式的、率直的看法，他们终于懂得了它对我们的重要性。
    要求的结果使我们简直没法更加满意了，或者说是更加吃惊了。主人为我们作出了安排，让我们到北京附近的芦沟桥人民公社参观几个星期。我们在这个公社里和一个叫史振玉的七十三岁的农民、他的老伴、孩子和孙子们住在一起，在他们生产小队的麦田、稻田和菜园里参加劳动。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学校、医疗站、商店和工厂。这次无与伦比的经历使我们对中国公开宣布的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所取得的进展，获得有血有肉的认识。此外，我们在这次参观中还结识了新朋友，并且对一种异国文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读者们可能因为中国是一个封闭的社会而怀疑我们得到的认识是否反映中国的真实情况。可以想象，中国只会给我们看他们办得最好的公社、效率最高的工厂、最现代化的实验室、最新的住宅和最好的商店。由于我们这些外国人只懂很少一点中文，我们不得不通过译员来了解许多情况。尽管我敢肯定中国人没有带我们去看他们会感到惭愧的中国社会的任何一个方面，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总让我们去看他们最好的东西，但我敢同样地肯定我们不可能会完全上当。我们不但在城市里可以不带向导和译员，而且就我们所知，也可在没有监视的情况下，自由地到处蹓跶，还可以几乎不受限制地用摄影机或笔记录我们所看到的任何东西。不仅如此，我们在这次访问中还因为有许多特殊情况而处于有利的地位，特别是我们可以和英语讲得很流利的中国朋友进行不受监视的交谈，他们对美国人提出的许多惹人恼火的关于中国的问题作出很坦率的回答。所有这些，使我们有可能把我们的反应和从官方收集来的材料加以比较。我公平地核对了材料，作了比较，所以可以满怀信心地说，我们的印象正确地反映了当前的中国社会。下一个重要步骤便是如何跟大家分享这些印象。我们希望对有关中国的知识宝库做出贡献。由于缺乏这种知识，我们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相当长期地遭受阻碍，而这种了解却能够促进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对一个古老国家的新看法
    在河内机场，伊桑·赛纳和我是仅有的旅行者，我们的飞机是唯一的飞机；没有出租汽车，没有行李或搬运夫，没有声音，没有新闻记者，也没有混乱。气氛是严肃的，完全是一个国家处于战争之中很少旅游活动的样子。一九七一年五月，我们准备访问中国——一个二十二年来很少美国人并且没有美国科学家到过的国家，我们的心情十分激动，也很担心。
    从河内到中国南部的南宁的飞行用了一个半小时。我们八时左右到达，中国政府官方代表站在舷梯下面仰首向我们微笑。有两位地方官员，另外还有两位我们的向导，后者是那天早上特地从北京赶来迎接我们的。我们在中国的整个逗留期间，他们一直陪伴着。介绍之后，我们知道一位是翻译，叫刘子翰，另一位潘纯，是北京植物研究所革命委员会主任。
    看来，在继续上路前，我们还有一件事要决定，就是从南宁直飞北京，还是先飞广州。那时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正在那儿举行。我们告诉东道主宁愿先到北京，他们表现出有点惊奇的样子，但没说什么，仅仅又给我们倒了一杯茶，继续谈话。但是不知不觉地我们感到如果先到广州对我们更有利，我们终于作出了这个决定。这是中国人以非凡的温和方式说服人的一个例子，我记不得我曾被说服或甚至被要求去改变我的主意，然而出现了一种使我们事实上改变了主意的气氛，并且后来我们很满意于这种改变。
    这件事决定后，我们离开餐厅，径直走向飞机跑道，那儿有一架银白色飞机正等着我们。起先我们以为是一架为我们乘坐的专机，但等我们和潘、刘一起坐下后，其他乘客也都鱼贯而入。我们的主人以适当的礼遇接待了我们达数小时之久，他们一直在等着。突然我发现他们显然没有充分的休息和象我们那样地饱餐一顿，我们为如此特殊的待遇而感到不安。我们在中国的旅行中多次经受到这种体验。这是中国人讲究礼貌的本性，他们为了使客人舒适可以不吝惜一切。（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