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西北大学历史教授斯塔夫利亚诺斯文章：《美国的怀疑》 [复制链接]

    【本刊讯】二月八日一期的美《民族》周刊登载美国西北大学名誉历史教授斯塔夫利亚诺斯写的一篇文章，题为《美国的怀疑》，副题是《以满清官员式的眼光看待中国》，摘要如下：
    美国知识分子今天对中国的反应使人回忆起帝王时代的中国的满清官吏对西方的反应。到这个人民共和国去的签证仍然是最宝贵的旅行证件，鉴于这一点，上述说法看来可能是令人难于置信的。可是绝大多数的美国知识分子奇怪地不愿意认真地分析毛主义的实验的性质和意义。在最近一次关于地球之外的生活情况的座谈会期间，美国的科学家们认真地推测了从这种生活中学习怎样更好地解决我们地球上的问题的可能性。但是，这些科学家几乎毫无例外地没有把自己同那个巨大的进行社会革新的实验室联系起来，在那个实验室里人类的四分之一正在直接和有目的地致力于解决也同人类的另外四分之三有关的问题。虽然人们对针灸和赤脚医生以及“奇迹稻”的特性感兴趣，但是有多少人认真调查研究过中国的根本性的社会实验呢？这些实验包括，用为社会服务代替个人进取作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取消“知识私有”，在工厂和公社采用自我管理，缩小年深日久的城乡差别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在美国普通的和专业性的作品中有多大一部分是用来分析这种史无前例的社会创造活动呢？
    由于俄国所发生的情况而对中国抱怀疑态度，既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普遍存在的。苏联的经验十分清楚地表明，革命和没收私有财产并不能保证一个人人平等的和共同享有的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存在着反革命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而且存在着由于出现一个使自己获取象过去的资本家一样多的特权和豪华生活的党和国家官僚集团，而发生蜕化变质的危险。这种蜕变在苏联已经实现了，但是这并不能因此而得出结论说，将来所有的社会主义革命都会经历这种情况。如果认为社会主义会应当在世界舞台上突然出现和成熟起来的话，那是历史上的近视眼。应该回想到，资本主义在中世纪的意大利就曾没有成功地出现过几次，然后才在西北欧扎下根来。
    更为重要的是下述事实：中国领导人非常了解倒退的危险，他们一直对这种危险保持警惕，并采取了专门为避免出现他们所说的“苏联修正主义”而采用的各种制度和实践。这些措施包括细心地培养“毛主义的新人”，打算用来同“知识私有”作斗争的教育系统，“五·七”干校，要求各个机关的上层领导用一部分时间在基层工作的“下放”原则，以及为消除任何可能发生的倒退现象而开展的文化革命。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中国将避免苏联那种马克思主义言辞与社会现实脱节的现象，但是也不能认为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
    忽视毛主义的实验的最普遍的原因也许是这样一种设想，认为由于顽固的“人的本性”这种实验注定是要失败的。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企业管理教授里奇曼在他的关于共产党中国的工业社会的研究报告中说：“世界历史和经验有力地证明，中国政权将无法既取消私利和物质利益作为刺激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或工人的动力，而同时又能在长时期中使工业取得持续的和显著的进展。如果由于某种奇迹他们真的成功了，这将对世界其余部分的活动产生非常巨大的哲学上和文化上的影响。但我敢打赌不会出现这种奇迹。”
    那怕是最粗糙地读一读世界历史也会发现，里奇曼的赌注下得太轻率了。在人类在这个星球上存在的大约五万年中，占其中五分之四时间的旧石器时代是公共的和人人平等的。直到大约六千年前，人类才把农业技术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即人可以生产出比维持其生存所需数量更多的东西，于是阶级区别和不平等出现了。因此，人类历史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时间的情况都驳斥西方共同的看法，这种看法认为毛主义的社会由于主要依靠精神的而不是物质的刺激因而必然要失败。
    自从里奇曼作出这种悲观的预言以来，中国在经济上取得的普遍承认的成就也驳斥了这种关于人的本性的看法。大通曼哈顿银行的戴维·洛克菲勒一九七三年八月访华归来时带来了他形容为“相当惊人的”增长统计数字。里奇曼所排除了的那种“奇迹”变成了现实，这为现在和将来的人类大家庭展示了乐观的可能性。可是西方的知识分子偏偏要忽视这些可能性，而宁愿沉溺于可悲的灵魂探索活动。
    对毛主义的事业不予重视（认为它不适用于西方社会）的另一个原因是以把先例与蓝图等同起来的错误观念为依据的。因此费正清说：“中国革命很难说提供了一个供人仿照的楷模；它的办法不解决我们的问题。”而加尔布雷斯在一九七二年访华之后得出结论说：“中国经济不是美国或欧洲的未来，但它是中国的未来。人们不必怀疑：对中国人来说它是可行的。”就其所讲到的地步而言，这种说法是讲得很好的，但是它并没有多大价值，因为费正清和加尔布雷斯都不现实地把中国从世界其余部分孤立出来。现在中国正在进行的事情显然不会是美国人或欧洲人或第三世界人民或其他任何人的“未来”或者“模式”。但是中国不能作为一种蓝图的情况并不排除它作为一种先例的可能性。如果在今后一二十年间中国证明，在精神鼓励而不是物质刺激的基础上建立一种现代化工业社会是可能的，扭转世界性的居民从乡村流入城市的现象是可能的，在生活水平不高的情况下享受一种高质量的生活是可能的，如果这一切得到证明的话，那么这些先例难道不可能在全世界（不管是发达世界还是不发达世界）产生深远的反响吗？
    当前忽视中国的最后一个原因是一种模糊的、下意识的种族中心主义。正是在这个方面今天的美国知识分子最象十九世纪的中国官吏。后者当时是那么深地浸透着孔教传统和那么遵守关于他们的中央王国至高无上的概念，以至于他们不能认真地考虑一下是否有可能从西方的“大鼻子野蛮人”那里学到任何有意义的东西。这种现象也存在于今天的美国知识分子中，这一点在小巴林顿·穆勒的《对人类苦难的根源和消除它们的某些建议的某些考虑》中、在海尔布罗纳的《对人类前景的探讨》中得到了证明。在研究这两本著作时，看一看英国议员温斯顿·Ｓ·邱吉尔一九七二年访华后写的报告是有益的。邱吉尔在报告的一开头就援引了怡和洋行驻北京的一位老中国通约翰·凯瑟克的回忆：
    对于我们这些了解三十年代的中国的人来说，那是一个遭受洪水、饥荒、疾病、压迫、内战和外来入侵折磨的国家。我记得从北京飞到上海时一路见到的情况。从离北京五十英里的地方起到离上海不到三十英里的地方止，在我们七百五十英里的飞行途中，在我们的下面除了一片汪洋别无任何东西。那水灾是可怕的。坐火车的旅客所看到的只有水和高出水面的铁路路基和很少几棵树，别的什么也看不到。在树上他们看到整家的人家等待着有人去救他们。但是他们是白等了——没有为救他们作任何事情。那一年有一千万人死于水灾和随后发生的饥荒。我们只能对自己说：要是能修建起控制洪水的堤防和灌溉工程，要是能有足够的食物、疫苗，结束腐败政治、内战和入侵。要是……这个学习是无穷无尽的。
    邱吉尔然后说：“在八亿中国人中不再有饥荒了。当我和我的夫人在上海、杭州和北京市内或郊区对一些工业或农业劳动者的家庭进行访问时，我们能够亲眼看到，住在大城市或城郊的绝大多数人确实能每天不仅吃到丰富的青菜和大米或者馒头，还能吃到肉。”由于这涉及到人类的四分之一，它显然是“人类苦难”总量的大量减少。但是巴林顿·穆勒对这个问题本身的研究却忽略了当代的这种显著的成就，而却以大量的篇幅论述了古代的埃及、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的欧洲所发生的战争、疾病、贫穷和社会不公正造成的灾难。
    根本问题是按照西方惯例和标准判断中国的倾向。这不可避免的要导致同清代中国官吏对西方的看法同样性质的误解和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