坪川信三发表文章谈访华观感 [复制链接]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一月二十二日刊登一篇最近访问中国的自民党国会议员坪川信三写的文章，题目是《阔别三十五年的北京，痛感民族的力量和政治家的责任》，全文如下：
    我同保利茂、田川诚一两位国会议员从十五日到二十一日，对中国进行了约一周的访问。在这一期间我们一直逗留在北京。北京是我度过了青春时代的值得怀念的城市，一九三五年前后，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学生，曾在那里住了四年多，度过了青春时代。当时，我作为一个旁听生在北京大学读书，有时聆听从胡同里传出来的胡琴的声音，有时观赏升在北京城墙上的仲秋明月，独自感伤。
    就是这个北京，如今已经变了样，相隔三十五年，我所看到的北京已经成为新中国正在强有力地进行改革和建设的象征。我深切地感到，“所谓革命，就是阶级的交替”，我感慨无量。
    北京，现在也不能说是富裕的，秩序也不能说是有条不紊的。但是，我对那种无法形容的潜力，不能不感到惊讶。这是我度过青春时代的那个古老的北京所没有的。我亲身感到了那种脉脉相传的民族的跃动，这是一个巨大的成果。
    举例来说吧！首先来谈谈北京大学，从前北京大学在市中心，而现在搬到了过去的燕京大学的旧址。在这座建设得很好的大学里，从农村、工厂选拔来的年轻人，作为共产主义的学生，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正在有秩序地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学习。当我想到这些年轻的学生们将成为新中国的领导人的时候，我不禁越过意识形态的不同，产生了一种不知是害怕、还是惊人的异样的感慨。尤其是当我看到拼命学习日语的青年男女时，联想到的还是日本的教育和日本青年的现状。再次痛感到教育的重要性，甚至想到了政治家的责任。
    可是，当这次访华时，有部分人说，“中国竟能接待了坪川那样的鹰派”。
    在北京的一个晚上，中日友协秘书长孙平化到旅馆来看望我，并有机会和他以日本政局为中心的各种问题聊天。当时，孙平化说，“我们很清楚，你在佐藤内阁的末期，曾经担任过访台团的团长。但是，我不想打听那些过去的事。我自认为我是能很好地理解政治家有各种各样的立场的”。
    坦率地说，无论是保利，也无论是我，都绝对不能同意共产主义。关于这件事，这次访华时，我明确地对许多人谈过。中国方面对这个问题的答复，都是说，“一个国家的政治形式由那个国家的人民决定。其它国家不应说三道四”。对于放弃战争的日本说来，同任何国家都应尽力和平共处，这也许是政治家的使命吧。从这个意义上说，日中友好是绝对回避不了的。我听了孙平化的话，心里感到很温暖。
    同时痛感到在国内站在鹰派或鸽派的狭小的视野范围进行争斗，该是多么愚蠢。
    在中国经常听到的话中，有毛主席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句话。不是侵略而是防御的姿态就表现在这里。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离开北京的前夕，同疗养中的周恩来总理进行一个多小时的会谈时，周总理说的“为了伟大的日本民族，拥有自卫力量是应当的”这句话有份量。过去有的要人也明确断定非武装中立是空议论。中国拼命挖地道，发动人民公社尽快建立粮食的自给体制，其目的都是为了自卫。我亲眼看了这些以后，才充分明白了这一点。
    今后，自民党要回避日中友好路线是行不通了。正如百闻不如一见这句话那样，只有亲自看到，才能弄清楚什么是真实。我一面想着二十年、三十年后的中国，一方面内心燃起了建设日本这个国家的使命感。
    这个国家是以既能够行使权利，又能够履行义务的真正的自由和民主为基础的可爱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