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中国归来答客难（一） [复制链接]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月刊一九七五年一月号（提前出版）刊登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赵浩生的一篇题为《二次中国归来答客难》的文章如下：
    （原编者按：赵浩生先生于一九七三年第一次访问中国后，曾写有《中国归来答客难》及其他专访文章在本刊发表。一九七四年五月，赵氏又随“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访华团”第二次赴中国旅行三周，这是赵氏返美后和一群留美中国朋友谈话时的录音记录。）
    问：你这次去中国的签证是怎么办的？
    答：我这次是随“耶鲁大学教授访华团”回国，这个访华团组织的经过是这样的：我去年（一九七三年）第一次回国探亲的时候，耶鲁大学校长写了一封信给我，要我代表耶鲁向中国人民致候，并且希望我能借这个机会和中国学术界交换一下促进文化交流的意见。
    我感到中美两国隔绝了二十多年，要进行平等互惠的文化交流，必须先对新中国有所认识。我因此向中国国际旅行社提出了组织这个访问团的请求。这个请求被批准后，我们就欣然就道。我们是五月八号从深圳入境，路线是广州—杭州—上海—西安—延安—北京—广州，五月二十九日离开中国。
    这个访华团的目的是促进中美了解，但倘若有人说我是“假公济私”，我也不否认。因为去年在一别二十八年之后和我七十多岁的老娘见面时，我曾向她老人家许了一个愿，就是我要设法年年回去看望她。
    问：今年请准签证的人少，是不是因为中国在搞批林批孔运动，情况很乱，怕外国人看呢？
    答：这猜想一部分对一部分不对。中国签证的政策如何，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几个事实：第一，中国绝不靠旅游赚外汇，根本无意发展旅游事业。第二，中美之间，现在只有联络处的关系，还没有达到正常交往的阶段。虽然不少美国人迫不及待的要到中国去，有些人甚至觉得：“我去花钱，你怎么还不欢迎？”但中国方面并不一定这么想。所以自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华至今，还是去的多，来的少。这情况恐怕非到双方正式建交以后不会改变。第三才可能是批林批孔运动的影响。批林批孔运动在中国确是一个热烈、普遍、深入的社会思想改造运动，是目前中国人民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因此减少其他活动，是很自然的事。在这个运动中，中国既不乱，更不怕人看，只是因为家里忙，少请客，所以批准的签证少，这是人情之常；不过在过去一年中，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外国元首、首相，以及官方、民间的代表团并不少。
    问：你们的访华团有多少人？包括哪些科系？
    答：我们一共有十五个人，包括十五个不同的专业，理科教授占三分之二。
    问：有没有研究中国问题的？
    答：有三位，历史、语言、美术史，他们都会说中国话。但是除我以外，都是第一次到中国。走之前，大家充满兴奋、紧张、好奇的心情。他们曾问我在中国应注意的言、行、礼貌，更顾虑到能否看到要看的东西，能不能自由照相等等，我都以两句中国老话作答，就是“宾至如归”“客随主便”，只要记得自己是去作客，一切都没有问题。
    他们的顾虑一过了罗湖桥就消释了。因为我们走进深圳的海关大楼，就见到从北京国际旅行社派来迎接我们的三位向导。
    张培根同志和他的助手孔令玉、薛焕辉两位女同志都是标准的主人，热情、亲切、充满耐心，都说得一口流利的英文。
    老张在欢迎词中说明作为一个旅行社，他们的任务是尽一切努力给大家安排一个愉快满足的旅行。各种参观活动节目，大家商量决定。有要求，尽管提，能做得到的，他们必尽力而为。在交换意见时，有人就郑重的提出照相问题，老张却轻松的说：“除了在飞机上和重要桥梁外，都可以。”
    老张的一席话和海关大楼的一顿丰富午餐，立刻使大家感到“宾至如归”，疑虑全消。
    问：你们的团体能不能有单独活动？所到之处是不是都有向导跟着？
    答：我们集体、分组、单独的活动都有，因为我们的专业不同，要看的东西要见的人也不完全一样。各人的要求都事先提出，交给老张通知各地的旅行社安排。每到一处，当地旅行社的负责人就根据我们的要求和我们一起商定日程。
    比如到一间大学，都是由学校负责人和同样专业的师生接待。集体先作一般的参观讨论，然后各专业分组交谈。要是有人感到看的不够或是言有未尽，可以留下作更详细的参观讨论，或是约个时间单独长谈。我们参观西安半坡博物馆时，那位美术史教授就一个人留下来待了整个下午。我在各大学参加批林批孔座谈会，总是发言踊跃，热气腾腾，每次我都是一个人留下来，一直谈到尽欢而散。
    有时我们也按不同的兴趣分组参观不同单位，或作单独的访问：医学院的教授曾单独去参观医疗药剂机构，我曾单独去访问杨荣国、费孝通、吴文藻、谢冰心，向他们请教批林批孔的问题。
    参观时我们也提出不少要求，比方说我们在杭州织锦厂时，有人要求看看该厂的幼儿园，没想到进去以后，大家就被那里的环境和天真可爱的孩子吸引住了，舍不得走，弄得接待人员无法可想，只好取消下一个节目，他们开玩笑的问我们：“你们离开美国还不到一个星期，就这么想孩子了！”
    离开中国前夕，没有安排节目，大家临时要去看看广州夜景。结果我们被带到人民文化广场，其中各种杂耍和球赛应有尽有，男女老少，人山人海，热闹异常，是广州市民工余健康游乐生活的最好写照。这个意外的节目，给大家的印象极深，畅游之后，有人开玩笑的埋怨招待的同志，为什么不把这么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排在我们正式参观的节目中。这一事实说明，中国并不是专挑最好的给外宾看。
    有些机构因为整理内部，不开放，经过要求后，特准我们去参观。使爱好艺术的同事们最感兴奋的，是上海美术馆，特地为我们开放了整个上午。
    在这三个星期中，我们还有很多私人活动，有人受人之托代访亲友。我的母亲、三个弟弟、弟媳都从河南老家到北京和我团聚，我的私人活动更多。旅馆有计程车出租，出出进进非常方便，根本没人注意，有时候我们一起出去逛街、买东西，旅行社就用大客车把我们送到市中心停下来，约定时间回来。这期间，可以随意???Q。有一次一位同事到时候没回来，等了半天不见踪影，我们只有开着车子在这个区域巡回寻找，最后在人群中把他找着了。原来他以为中国街市也象纽约一样方方正正，记着街数就可以走回原处，几个弯子转下来，他就迷失了方向，再也找不着停车的地方了。
    同事中有几位为减肥，早上起床后和就寝前有跑步的习惯。但他们没想到，中国人生活得规律、健康，起得早也睡得早。他们早上出去跑步的时候，街上已挤满了上班的自行车，晚上出去，街上已很少行人，大城市因为工厂换班还好些。只有在延安时情况最理想，他们早起爬到这个圣地的标志宝塔山上，由地质系主任带队，看太阳、看农民耕作，兴奋无比。
    问：他们对中国的观感如何？
    答：我们回来以后，每人写了一篇报告，这个报告的要点已经在耶鲁大学校友月刊上发表。此外他们在美国许多学术刊物上也写了些文章，发表了不少演讲。我们旅行期间同事间自己的讨论，更足以说明他们的真实感觉。
    大家感到印象最深的，是中国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在耕作技术和人工水利上，他们都认为是见所未见。在延安看到化荒山为耕地的情况，更使他们啧啧称奇。有一位同事在一个小山坡上就照了几十张照片，因为他实在不能想象在那样的地形上会垦出一块麦田，他要把这块地当作奇迹向人解说。
    在工业上，最使他们惊奇的，是他们发现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工业化飞速进步的条件已经具备。他们也听说过西方国家嘲笑中国当年的“大跃进”是“大跃退”，但这次他们亲眼看见，中国今天工业发展的情况，都是“大跃进”期间培养的。这些条件，包括一般人民对科学技术的重视，农村和小城市小型工业的普遍发展，这一切都说明着一个事实，就是中国工业赶上并超过最进步的工业国家，只是时间问题。
    在医药、卫生方面，给他们印象最深的，是“赤脚医生”和对传统医药的研究。到中国以前，他们也听到过“赤脚医生”，但不了解其具体内容，甚至觉得有些可笑，这次亲眼看到“赤脚医生”的工作后，才感到这不但是医学界一个光荣的名字，而且是一个值得全世界普遍效法的制度。关于传统医药，药剂系主任在他的报告的结论中写道：“我相信毛主席所说‘中国的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的话是正确的。”这次他会见了许多医药研究专家，和他们作过长谈。回美以后，他立刻开始奔走联系，希望能邀请到中国的专家们到耶鲁和美国参观，作进一步的共同研讨。一个中国肿瘤专家组成的参观团，已应邀于十二月初来耶鲁及其他研究机构访问。这是我们到中国访问后所引起的第一个交流活动。
    他们对中国也有许多批评和不了解的地方。主要的是因为他们都是第一次去，为时太短，又不能作新旧对比。此外，更由于中美两国代表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譬如我们参观工厂时，负责人告诉我们，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都推动了生产的增加，并列举具体数字，他们立刻就问：“工资增长了多少？”根据以利润和物质刺激促进生产的资本主义观点看，这个问题问得很自然，不过我们的主人也回答得很自然：“我们除了要增加工资以外，还有发展社会主义的更大目标。”
    和美国比起来，他们觉得中国的科研设备不够现代化，为了客气，没有公开说。但是当他们听到主人自己坦率指出时，他们对这种面对现实充满自信的作风则感到由衷的钦佩。后来我们在延安陈列馆中看到八路军、新四军曾经以“小米加步枪”击溃日本侵略和数百万美式配备的蒋军史实时，他们才发现新中国人民的自信心是如何培养起来的。
    有几位在报告中估计，中国的工业水准较美国最进步的部门相差五年到十年，不过同时他们也看到，中国不但具有多数发展中国家所没有的条件，即农业基础巩固，人民丰衣足食，此外中国更没有先进工业国家的原料、能源、市场、劳资、浪费等问题，这使他们即乎不能作新旧对比，也可以清楚的意识到中国工业发展的前途。
    另一个他们不好意思向主人说明的感觉是，他们认为，中国要争取工业科技的快速发展，不能没有西方的帮助，有几位在报告中指出，目前有很多中国专家，过去都在美国受过教育。这种想法并不是恶意的，原因是他们不了解新中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但第一次到中国旅行数周的外国人不了解，很多海外的中国人也不了解，只有在解放前身受过帝国主义压迫控制的老一代，和目睹到六十年代初期苏联如何企图以技术资源卡住中国脖子的中国人，才能真正了解“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刻骨深意。
    但这次旅行已引起他们对中国由衷的敬慕。在我们从上海到西安一天一夜的火车中，大家看到铁道两边一望无尽的田亩，一排排冲天的白杨和一行行一片片新栽的林木时，他们热情的告诉我：“就为了看看这些新栽的林木的成长，我也希望五年或十年后能再回到中国。”（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