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刊特辑：《焦点------一九七三年的苏联》 [复制链接]

    【本刊讯】日本《人与日本》月刊一九七三年一月号刊登了一个特辑，题目是《焦点——一九七三年的苏联》。这个特辑由四篇文章组成，现将外交评论家原子林二郎撰写的第四篇文章，摘要如下：
    苏联现行领导人以极为阴险的手段把赫鲁晓夫赶下政权宝座以后，已经流逝了八年多的时光。然而，苏联的社会、政治机构的各个领域或阶层的不满，不仅几乎完全没有消除，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同时，甚至产生了新的矛盾。
    操纵苏联政治领导最高权力的人，是政治局正式委员。这些人控制着党和政府以及其他各种公共团体，统治着不足二亿五千万苏联人民。赫鲁晓夫的继承人一次也未曾为实现自己的政策而利用中央委员会。若有，那也只是一九六四年十月，为了把赫鲁晓夫从第一书记兼总理的地位上赶下来而利用中央全会做完了事前工作。今日之中央委员会同一九五七年以后的赫鲁晓夫中央委员会一模一样，只是听取最高领导人们和由他们指定的人发表演说，报以鼓掌，盲目地同意最高领导提出的政治路线和决定。不过是盖盖橡皮章而已。
    勃列日涅夫在一九七一年春天举行的第二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自一九五三年以来破天荒第一次地建议更换党证。更换党证的表面目的是要在苏联国家机构的各个方面淘汰那些不符合党员条件的人，但实际上是企图从党组织中清洗不忠于党的机构的人，加强勃列日涅夫的地位。
    勃列日涅夫竟然试图采取这种评价不佳的措施，也有其理由。党的机构经常争夺势力，勃列日涅夫把大批党机构的人包括在被中央委员会新起用的人们中，欲以此来加厚中央委员会内支持他的阶层。
    不过，这种企图即使实际上强化了勃列日涅夫的权力地位，也不可能使其稳定。赫鲁晓夫尽管为了用他的亲信来巩固党的上层而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毕竟为他的亲信所驱逐。这一事实就是一个佐证。农业萧条的阴影这样，即便勃列日涅夫沿袭赫鲁晓夫已经尝试过的种种手段，仿佛也不可能稳定身为总书记的他的地位，亦不可能在政治局内成为“平等之中的第一把手”。横亘在他面前的内政外交上的许多难题是成堆的。尤其就内政方面而言，是给一九七二年再次浓重地投下了不吉祥的阴影的农业危机。
    农业打击对整个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不过，却直接造成了粮食匮乏，波及到人民生活，面包的节约，食肉、牛奶、黄油、土豆和蔬菜等食品的不足，以及自由市场的价格昂贵，进一步激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
    斯大林死后，人民群众对生活的不满和消费压力，已经愈来愈成为一桩政权所严重关切的事情。倘若勃列日涅夫政权不能在这个枢要的政治领域取得显著的效果，那就将不可避免影响到人民群众的劳动热情。实际上，从勃列日涅夫政权成立五年后的一九六九年起，劳动群众丧失干劲的迹象就比赫鲁晓夫末期更为严重了。
    一九七○年底在波兰爆发的由于对生活的不满而引起的群众暴动，使一九五六年十月以来成立的哥穆尔卡政权飞到了九霄云外。苏联领导必须学习这一经验教训，决心将重点更加移到改善人民生活方面来。但在政治局内代表军工复合体利益的人的反抗似乎是强大的。因此，勃列日涅夫业已陷入人民对消费的不满和军方对军备不满的两面夹攻之中。无法根绝的地下出版物进而，对克里姆林宫来说，值得过问的是，知识分子对于作为对赫鲁晓夫搞的非斯大林化的倒行逆施而复活斯大林主义或加强新的斯大林主义路线的反体制的抵抗，已经有了加强。
    成为知识分子抵抗运动核心的“地下出版物”正处于普及之中。一九七一年底政权决定对“地下出版物”要斩草除根，虽然秘密警察大肆镇压，却没有达到目的。政权对知识分子镇压的升级，引起了反体制知识分子反抗的升级。（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
    政权把反体制知识分子囚禁于精神病院，荼毒犹太人则是对少数民族的歧视。这些已经引起国际性的反响，批评和抗议之声使政权不绝于耳。一九七二年五月，在尼克松访苏之前不久，立陶宛的年轻的基督教信徒为抗议迫害宗教而烧身自杀。以此为开端，民族主义性质浓厚的群众暴动猛烈兴起，历时两天。到了九月，在勃列日涅夫的第二故乡德聂伯彼德罗夫斯克，整个群众不满情绪爆发，引起了大规模的暴动。
    这些事实数不胜数。尽管勃列日涅夫拼命加强个人权力，社会、政治各阶层对政权的不满依然明显地愈演愈烈。简洁地说，在勃列日涅夫现行政权成立后八年有余的今天，已被人民所厌恶，并已丧失了信任。就是这样一种不信任感，在勃列日涅夫之下，不可能指望生活会比现在变好。应该认为，如果说这种不信任感在政权成立当初已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那么现在则普遍被重新公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