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纽约时报》杂志刊登艾尔索普评中苏关系的文章：《干还是不干-----离开中国以后的想法》 [复制链接]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杂志三月十一日一期刊登约瑟夫·艾尔索普写的一篇文章，题为《离开中国以后的想法——（一）》《干还是不干》，摘要如下：
    （原编者按：
    这是艾尔索普中国
    之行以及他从这次访问中所得出的结论的两
    篇文章中的一篇。）
    目前美国自由派知识界流行的看法显然完全排除了苏联向中国发动一场预防性核进攻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同样明显的是，中国强烈认为苏联十分可能发动一场预防性进攻——这必然是一场核进攻，因为中国也有核武器。这种感觉到的危险是目前中国制定对外和对内政策的主要依据。这一事实是理解其它各种大大小小事情的根本关键。
    如果我们从非常小的事情谈起，那么，正是由于中国意识到这种危险，所以甚至向我开放了中国的大门，让我去进行一次从十一月中旬到十二月中旬的旅行，并且让我参观了多年来任何外国记者都没有参观过的一些地方。当美国人开始第一次争先恐后地申请中国签证时，我并没有想去申请。我对中国共产党发展过程中的几个方面——特别是大跃进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两次动乱——写过大量的、批评得特别厉害的文章。但是，在一九七二年秋天，我从一位美籍华人朋友那里得到一个信息。他刚从北京回来。他说，中国政府中的某些人想知道为什么我没有申请签证，因为持有“各种意见”的记者现在在新中国都受欢迎。
    在出版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关于苏联在靠中国北部边境的地方加强军事力量的著作后的几年中，在美国记者以及事实上在欧洲记者中间，几乎只有我一人一直在经常写有关苏联在靠中国北部边境的地方大规模地、无止境地、并且耗费巨大地加强军事力量的文章。基于我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一些具体理由，因此我申请了签证，我比较迅速地得到了签证。
    苏联人在一九六九年之前就开始在他们同中国接壤的边界上加强他们的军事力量，但是在一九六九年，他们为什么加强军事力量的背后的想法被明显地透露了。苏联人非正式地、悄悄地、明白地——但是当然也采用随后可以愤怒地加以否认的办法——寻求美国默默支持向中国发动的一场预防性进攻，这场进攻的目的是要在中国核武器还没有发展得太强大之前就摧毁它的核武器计划。在第一阶段，苏联在几个国家首都——东京和堪培拉是两个被选中的首都——进行了武官对武官一级的接触。这些接触采取通常在表面上很随便的形式：“这难道不是一种好主意吗？”但是由于进行同样的接触和反复地进行接触，因此清楚地表明，进行这些接触是要让华盛顿认真加以考虑的。然后在较高一级进行试探。从来没有透露过其他这些试探的性质，但是人们可以肯定，事实上苏联人是进行了这些试探。其简单的原因是，这样他们就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得可以作出在武官一级上不可能考虑的那种总统的答复。从绝对可靠方面获悉，尼克松总统抓住了这个机会，并下令作出尖锐的、怒气冲冲的否定答复。
    必须补充说明，如果这些事实今天看起来令人吃惊，那么这只是因为人们有些忘掉了过去不愉快的时刻。在所谈到的这个时间很久以前，肯尼迪总统对中国核计划感到非常不安，因此下令探索同苏联进行某种合作来摧毁这个计划的办法。这是克里姆林宫清楚了解的，正是由于有这样的了解，因此很自然地认为，向中国发动一场预防性进攻可能从尼克松总统那里得到默默支持。应当追述一下，也在一九六九年，争议很大的边界事件提供了直接的背景，边界事件两次导致了中苏边界上的实际战斗。一九六九年八月，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对一批华盛顿的报纸和电视记者发表了一次介绍“秘密背景、仅供参考”的谈话，他警告说，苏联向中国发动一场预防性进攻远远不是不可想象的。赫尔姆斯发表那次谈话决不是偶然的。后来发表说，这是美国政府的看法，过后还发表说，赫尔姆斯是透露这种看法的人。
    苏联总理柯西金九月中旬访问了河内。令人迷惑不解的结果是，柯西金飞回莫斯科的航线突然改变了。他到达了远至伊尔库茨克的地方，但是，他在那里突然转了一个弯，回头飞往北京了，他在那里会见了周恩来总理。就在那个时候，苏联人后撤而停止交战了。华盛顿制定政策的人赞成一种看法，总统的立场显然对莫斯科考虑风险时产生了影响；如果在一九六九年向中国发动进攻，至少在某些方面的危险性比今天发动这样一场进攻时要大得多。（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
    这里提出的论点是，在一九六九年夏天，苏联人在边界上还没有似乎足够的陆军师，来迅速遏制中国有力的地面部队反攻。这样，苏联人不得不准备进行相当长久的战争。鉴于他们自己在边界上的供应情况，即使在他们已经使中国的核能力失去作用以后，他们也还必须准备尺度相当宽地使用战术核武器。战争打得越长，冒的风险就越大，这是一个不变的规律。在这次也是如此。自由使用战术核武器就会显著地增加降落在日本和朝鲜的散落物的危险，一些散落物也肯定会降落到美国。一九七○年和一九七一年所发生的事情有力地支持这种对莫斯科在一九六九年后退而不交战所作的解释。在那两年里，苏联在同中国交界的边境上继续加强军事力量，那时情况是那么紧迫，向东调运的军队和补给品非常多，因此不止一次地，并且每次有相当长的时间，阻碍横贯西伯利亚铁路线上的民用运输。
    在一九七二年，又进行了同样大规模的向东调动，但没有阻碍民用运输。因此，到目前为止，苏联人沿边界驻有几十万军队；他们在那里的许多新建的喷气机场上停放着大量飞机；有大量的装甲、机械化的装备和各种类型的大炮；能维持进行长期战争的巨大补给库；并且有大批重型机动的“薄木板式”核导弹，这种导弹具有的射程和威力，能击中同中国核计划有关的任何目标。除了在牢牢加固的发射场上的导弹以外，我们必须等着瞧苏联今年是否进一步加强军事力量。
    可以肯定，基本的意图主要是进攻性的，这是毫无疑义的。一九六九年同美国的接触，加上苏联活动本身的整个性质都足以证明这一点。即使这样，这将带来一种严重的进退两难的局面。如果认为人们总是要做他们一直在准备做的事情，即使这种准备的耗费是非常巨大的；这在逻辑上是一个错误。但是，如果说人们将永远不做他们一直在以这种方式准备做的事情；那甚至更不合乎逻辑。唯一合乎理性的结论是比较复杂的——苏联的所有这些准备都是在克里姆林宫里的重要人物的坚持下进行的，这些重要人物一直敦促在摧毁中国核力量的做法还比较有把握的时候就下手。但是，克里姆林宫里那些不为外人了解的人物（也许是由勃列日涅夫的那个亲密朋友、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为首的一些人？）是否将在作出抉择的最后时刻赢得这场争论的胜利，那是根本无法肯定的。人们可以想象克里姆林宫作出抉择的时刻将会相当快地到来，因为中国已经开凿出惊人的发射井，这些发射井在以后将储存能够发射到莫斯科、列宁格勒和俄国心脏地带的其它中心的重型核导弹。但是，作出抉择的时刻还没有到来，这仅仅是因为中国核力量的发展没有达到这个阶段：苏联的预防性进攻将开始具有难以忍受的危险性。只要有推迟作出抉择的有说服力的主张，各大国政府，其中包括苏联政府，总是不愿意作出这种非常抱有痛苦的抉择的。苏联人在一九六九年几乎达到了作出最后抉择的阶段，但是尼克松总统的怒气冲冲的不同意见足以在使他们后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至于苏联将来发动预防性进攻的可能性，我听到有人私下引述美国政府里的人的话说，这种可能性是高达一半对一半，如果说出这些人的名字，将会使许多人感到惊讶的。关于这种可能性，我个人打赌不会发动进攻，其理由将申述如下。但是，如果我在这第一次打赌中输掉了，那么我将以五比一的比数打赌，苏联进攻的结果将多少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欧洲的希特勒时代的重演，但是这是世界范围的，并且当然没有希特勒。
    如果苏联人最后试图向中国发动核进攻，那么，他们在政策上所冒的风险比他们以前任何时候所愿意冒的风险都大得多。他们还将使用空前的极端战术和以前在他们被公认的帝国以外从未见过的公开的残忍行动。另外，且不说中国边界的问题，苏联用于军事方面的力量是很大的，至少同苏联的资源相比是这样。以勇敢闻名的院士萨哈罗夫实际上认为，苏联每年在军事方面的直接和间接投资占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四十。我们的一些头脑比较冷静的情报分析家虽然不象萨哈罗夫那样极端，但是他们认为，苏联这位科学家比美国的科学“专家”正确，美国这些专家基本上希望美国进行单方面裁军，所以尽一切努力把苏联的防务开支说得少一些。如果你回顾一下，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希特勒政策的特点恰恰就是冒很大的风险，采取公开的残忍行动，在军事上花费很大的力量。如果苏联最后向中国发动一次预防性进攻，并且也取得成功的话，那么这些政策特点就会再次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而且，这样一种胜利对苏联在这以后的决策一定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任何人都不应设想，对中国的核进攻就是故事的终结。倒是应当预料这只不过是一个开端而已，正象希特勒重新占领来因兰只不过是一个开端一样。
    所有这些都是人们最不愿咀嚼和消化的食物，但是必须把这些食物咀嚼并消化掉，因为我现在概括的这些事实已经使我们所处的世界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在中国方面，北京的领导人完全改变了他们以前对美国的政策，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现在等于是部分地和非正式地同美国结成联盟的做法将会大大减少苏联最后发动进攻的可能性。在美国方面，尼克松总统从一开始就特别急于走一半路去迎合中国。这主要是因为尼克松和他的核心顾问们认为，苏联的威胁已使中美的利益非常一致了。因此，对两方来说，当前的目的是“绕过墙角”——这是美国决策人现在对于这样一个时刻的说法，在这个时刻，中国核力量的增长将需要克里姆林宫作出“干”还是“不干”的决定。对两方来说，长远的目标是建立一种全新的世界权力制度，主要是以俄国、中国和美国这三大国之间的一种新的更为稳定的三角关系为基础，这种三角关系是在苏联决定“不干”的情况下一定会出现的一种结构。最后，在美国方面，尼克松政府同克里姆林宫进行交易的主要目的一直是为了事先为建立这种关系打下基础，希望“墙角”将确实会安全地绕过。
    我重申，在我看来，更大的可能性是，当要作出选择的时刻到来的时候，克里姆林宫将决定“不干”。请注意我说的仅仅是更大的可能性。换句话说，我认为，为了“绕过墙角”这一具体目的而建立的中美非正式的局部联盟，已使克里姆林宫作出“不干”的决定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但是在“墙角”事实上安全地绕过以前，逻辑和事实使人们不能排除我们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现在完全排除的这种恶梦似的可能性。但是，即使在全世界出现希特勒时代的可能性不超过百分之四十或者只有百分之三十，甚至只有百分之二十，这对大部分美国人来说听起来是很可怕的，并且认为是不大可能会发生的。但是，本报道的要点是，对北京的中国领导人来说，这听起来一点也不会使他们感到可怕，他们也不认为是不大可能会发生的。周恩来总理用了一小时多一点的时间镇定地、清楚地和透彻地（向我）分析了中国的国内问题。但是，在另外的两小时中，大部分时间是谈苏联问题。跟我谈话的所有人都以不同的方式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他们肯定不是太容易感到惊慌的人。根据我长期的经验，我想不起有哪一个伟大国家的任何领导人比中国现在的总理更有力地使人感到他知识极为渊博，态度泰然自若。我至少可以说，所有谈话都是以同样的事实作为基础而开始的，并且也揭示了同样的分析态度。象我早些时候提出的中苏问题总结所说的那样。如果说有一点点不同的话，那它完全在于中国人一再坚持：中国能够经受和打败苏联发动的包括大量使用核武器的一次预防性的进攻。
    我还必须补充说，我的旅行的很大一部分——在远离北京的中国几个省度过的几周——使我确信，对苏联人来说，“对中国怎么办？”这个问题一定比我想象的甚至更为严重。到现在，这一点已经是自明之理：苏联对中国的担心是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了的，而且这种担心早就比中国对苏联在北部边界的威胁的担心强烈。周恩来对我说，当阿登纳总理访问莫斯科的时候（实际上是早在一九五五年），赫鲁晓夫实际上告诫阿登纳要警惕“黄祸”，请考虑考虑这句话！这是德国最后一个皇帝说的一句话！以前在中国的几个省（中国较远的部分）旅行的时候，我就开始考虑，苏联这种担心的部分原因会不会是以前的一些苏联顾问向他们的政府提出的关于中国的最后能力的警告。
    但是，在这里，我必须首先承认我有某些偏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四年中，我在中国度过了大部分时间。这几年使我长期被这个国家和它的历史所吸引。更重要的是，这几年使我深为钦佩中国人民的吃苦精神、不知疲倦的勤劳和特别高的平均智力水平。因此，我是从这样的坚定信念出发的，即中国人在得到一半机会的时候通常是可以完成伟大事业的。而且，我也没有看到过新中国的最坏的方面。我得到了特别的自由，因为我获准访问中国以前没有被访问过的重要部分。
    整个说来，我在中国感到很愉快，这始终是妨碍发表好议人非的评价的一个障碍。然而，甚至在北京，在令人振奋的探查工作到来之前，我不断考虑的是我的一个朋友、英国的苏联问题专家马克斯·海沃德一度表示的这一尖刻见解：“在苏联，什么东西都不在真正起作用，不幸的是，武装部队和警察却在起作用”。与此相反，在北京给我以深刻的印象的第一件事是：看来，中国的消费品分配制度所起的作用是好得多么令人不可思议呀！在莫斯科，旅行者难得吃到一顿好饭。但是，如果他设法实现这个奇迹的话，在一般情况下，他必须等上两个钟头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在北京，你可以走进一家看起来最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人民饭馆”去。在那里有许多的劳动人民只要花相当于三十美分的钱就可以吃上简单的午餐或晚餐。在那里会有人及时地有礼貌地为你服务，供应一顿十分美味的饭菜。价格之廉增加了你的享受。当我付出每人九十美分的代价而举行一次真正的宴会的时候，我想起了在纽约的饭馆里每人付出二十美元的代价还吃不上那么好的饭菜，不禁大吃大喝起来。更加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的是：在莫斯科，只要一听到一点关于可以买到稀有的商品的风声便自然而然地有人排起大队来。在北京则看不到有这样一种现象。
    在中国，顾客们目前只缺少三种商品——书籍、缝衣机和自行车。从中国人很低的工资这个角度来看，后两种商品还是昂贵的。在中国，大米、食油和棉纺织品也还是配给的，但是，除了食油之外，配给量还是丰富的。而食油的便宜代替品可以自由买到。商店的货物也是充足的；虽然中国的消费品远远说不上是奢侈的，但是物价非常低廉。没有一项商品具有常常成为苏联消费品的特点的那种令人感到沮丧的、不像样的粗劣制品。当我进一步到各地去旅行的时候，我发现北京是典型的而莫斯科则不是典型的。在苏联，只要你离开市中心许多英里，你就一定会发现地方上的消费者的处境要比大城市的消费者的处境恶劣得无法比拟。在中国，情况恰好相反：我发现遥远的云南省的一个小县城里有一家具有最令人难忘的质量的“人民饭馆”，加上可以说具有北京水平的百货商店和其他商店；使我迷惑不解的是：我甚至在一个偏僻的、但是非常繁荣的农村公社里发现货物充足的小百货商店。
    在中国共产党在一个贫穷的、受到破坏的、基本上没有工业的人口过剩的国家里取胜之后才二十三年的今天，加上在最近的过去发生了象大跃进和文化革命这样的动乱，在这种情况下发现中国现在的这种情况是令人惊奇的。俄国革命的发生毕竟已有半个多世纪了。最后一次的国内大动乱，即斯大林的恐怖时期，大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便结束了。这场战争结束后几年，中国革命才取得了成功。因此，这种对比意味着中国在解决日常的实际问题方面获得了特别的成功。这种成就远比人们在俄国或者在东欧所看到的任何成就优越得多。人们真的能在北京看到对中国的这种优越性的某种默认。为外国人而开设的“友谊商店”，不断地挤满了俄国人和东欧人，而在一架开往莫斯科的民航总局飞机即将起飞之前，甚至连公众水果店和菜市场都挤满了人。但是，所有这一切不管表面上具有讽刺意义和有着更深刻的含意，基本上还是次要的。我在中国发现的其他情况要比它重要得多。这些情况甚至使我的内心充满了对苏联领导人的同情。事实上，除非我发生严重误解，否则“该对中国怎么办？”的问题将仍然是他们的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即使他们能够忘掉中苏的核格局的话。基于同样的原因，人们能看到的新中国未来的那种事态发展今后可能会深刻地影响其他各种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最简单地说，我预见到中国将来会在物质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如果苏联人也预见到中国共产党这种物质上的成功，这必将对他们的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
    中国一千多年来的领土扩张一直是一种特别活跃的、持续不断和甚至是无情的现象。
    现在的中国领导人总是喜欢坚持说，中国不想当超级强国。乔冠华和周总理都对我这样说，而且特别明显地加以强调。唯一的老实的和有礼貌的答复是：真正获得成功的中国只能不仅仅是超级强国，而且将是超级大强国。尽管这种回答含有恭维的意思，但这两种回答都是不很受欢迎的。然而，情况是清楚的：如果中国没有受到苏联人的削弱，如果中国人也在别的方面获得成功，中国必然会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超级大强国。的确，一个完全成功的中国将在世界上比现有的两个超级强国中的任何一个有更大的潜在的影响。这些是无法否认的，至少约略熟悉中国的伟大历史和大致了解有关中国的土地、人口和自然资源的基本资料的人是无法否认的。假定一个没有被削弱的中国也在其他方面取得成功的话，正如我曾经说过的，问题不在于中国是不是会变成超级大强国而是什么时候变成的问题。因此，对苏联国防部的计划人员来说，“该对中国怎么办？”的问题必然是个大问题。基于众所周知的意识形态的原因和正统的原因，苏联人看到一个远不是百依百顺的共产党社会的对手拥有全副核武装，必然会认为是几乎无法容忍的。简单地说，中国现在正忙于在共产党世界这个范围内粉碎苏联的核垄断，这是够糟的了。但是，实际上更糟的是看到了中国将来取得超级大强国——并且是作为苏联最靠近的邻国！——的地位的可能性。作为一个美国人，看到这样的中国将来朦胧地出现，我必须承认我不禁要感谢上帝创造了一个太平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