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金斯谈美中关系发展过程 [复制链接]

    【本刊讯】美国《明星晚报和每日新闻》三月二十一日刊登该报记者乔伊
    ·比林顿写的一篇报道，题为《中国人的幽默》，摘要如下：
    作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平等精神的一个例子，艾尔弗雷德·詹金斯（他将作为美国联络处的戴维·布鲁斯手下第二号人物于下月前往北京）昨天在华盛顿新闻俱乐部的午餐会上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大家知道，周恩来和基辛格都是非常富有幽默感的。……这个，吃饭的时候，翻译在把笑话翻译出来以前，往往自己先仰头大笑！
    “这是我们国务院的一个变化，而在国务院译员总是被认为象幻觉一样不存在的东西。”
    詹金斯许多年以前，在一九四九年美国和北京中断关系以前曾在中国工作过，在过去两年中基辛格的几次北京之行他都陪同去了。这位满脸皱纹的、头发变得灰白的詹金斯向华盛顿记者全面地介绍了官方对同北京政权和解的想法。
    他说：“在今后几周我们将要建立的将是有效得多的联络手段，从戴维·布鲁斯的声望可以看出我们意图是多么认真。我们谋求的是互利，我们期望能坚持这一点。”
    美国和北京关系中的目前这个“历史性分水岭”被一些人认为是突然的，但是，据詹金斯说，向这方面的“倾斜”是逐步进行的，他追溯了共产党接管以后初期的历史。
    在那以后的某段时期内，同毛泽东政府建立关系的可能性一直是存在的，直到朝鲜战争爆发为止。
    到那时，他向他的听众追述说，美国对共产主义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中国被认为是支持北朝鲜进攻南朝鲜的国家。
    他说：“后来，在麦卡锡期间，我们方面不可能有什么行动。那时我们不能让步。”
    他说，在整个六十年代和“没有结果的华沙会谈”期间，我们象在黑夜行驶的船只一样。我们彼此简直是谁也不听谁的。
    “每一方只是对它自己的听众讲话。”
    当“我们肯定我们已经强大得足以冒意识形态污染的风险的时候，我们曾试图互换记者，但是当时他们还不准备这样做”。
    在六十年代中期整个文化革命期间，中国“同世界的关系疏远，把目光转向内部。”这位中国问题专家说，随着那个时期的结束，“全世界都松了一口气”，虽然尽管美国认识到和解会产生超出双边考虑的广泛影响，但是并没有料到影响会“如何之大和如此有益”。
    今天，美国的看法改变了，在中国这个巨人周围的亚洲改变了，“我们对中国的意图的看法也改变了”。他说，“我们在探测水的温度，把对待中国的调子大大下降，用它的正当的名字称呼它”，秘密地采取一些微妙的外交步骤，因为“如果我们遭到失败”，那么在公开知道的情况下将会更糟。
    在谈判中（当基辛格和周进行高级会谈时他曾同官员们进行谈判），他发现中国人“痛快和坦率”，不在个别措词上争论。
    因此，事情进行得非常快，“在最后一次谈判，大门比以前开得要大得多”。他解释说，消除了越南这个棘手问题肯定是促使他们采取最近这种态度的一个因素。
    这位国务院专家重申，美国认为台湾一北京之间取得解决是“中国人的问题”。
    他微笑说：“如果我们的对华政策显得模糊不清，那是因为世界是模糊不清的。”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三月二十日电】将赴北京担任美国联络处第二把手的詹金斯二十日说，越南战争是阻挠对华关系的“一个令人难堪的障碍”，这个障碍已经搬掉大半了。
    詹金斯现任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事务科科长，他说，他在同中国人谈判期间深深感到“这些人不是争论不休的人，也不是纠缠于小事情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