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七十年代》月刊载文：《王浩教授：中国之行的几点观感》（续一） [复制链接]

    另一方面说来，在我祖居的村子里以前是没有砖房子的，现在加了些砖房，可是一般说来，旧的泥土房并没有什么改变。照说把这些泥土房改修比那些水利工程要容易多了，没有去做这种粉刷门面的工作，在我以为是舍末逐本的一个理想的例证。
    在汤塘公社，有两位初中的小姑娘带我们参观，介绍各部分的历史和现状，口齿和条理的清楚，行动的自然活泼，给人以很深的印象。回想在解放前乡村中的青年，在类似的场面之下，一定不会这样坦然和有效。在我的家乡见到了比我大十几岁的一个在解放前不识字的堂侄。在我六七岁的时候，他常带我玩，后来我在中学的时候再见他，就对我有些疏远，象是因为我上了很多年学，添了一道鸿沟。这次见面，非常亲热，以前的鸿沟象是已填平了。我以为这件小事显示出整个社会一种极大而基本的进步。
    在国内到处可以看到“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个标语。我觉得这代表了一个基本的精神，就是先防最坏的可能，然后才能有稳固的基础来建设。先照顾到社会上最苦的人，然后才能谈到提高生活水准。这种精神符合一个一贯的原则，就是注意雪中送炭而不把锦上添花摆在前面。
    在天津附近的杨村，我参观了一天解放军的一个师，大家都知道解放军帮助农民工作，自己种菜，养猪，制药，做酱油，醋，豆腐和缝补衣服。有很好的文工队，演的短剧有人觉得比大剧院里的有趣。我个人印象特别深的是一个连的俱乐室里有三本自己的书。第一本叫连史，是他们一连从成立一共打了多少仗，有多少英雄牺牲的记载。第二本叫苦情帐，其中记载历来成员的出身跟他们家庭在解放前受苦的情形。第三本叫做幸福帐，写的是解放以后连的成员跟他们的家庭生活如何改善的情形。这三本书帮助士兵不忘本和帮助他们提高自尊心，而且使全连各分子的生活内容更加丰富。
    关于思想教育，有一个具体的例子，简括在“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两句话中间。我在国内的时候，看到发动全国中上级干部念六本中文翻译的经典著作。
    我还参观了五架电子计算机。上海三架（工业展览会一架，计算技术研究所两架），北京计算技术研究所两架。在北京的两架中，有一架是最新式的。用集成线路，可说在基本的硬设备上，这架机器完全属于美国所谓第三代也就是最新一代的机器。我的印象是，在软设备方面及输入输出等辅助机器方面，国内的发展较慢，也许还不到第三代。听说在若干特殊应用如工业控制等，中国的计算机比美国进步。而在大型通用机器方面则比较落后。我的印象也许不对，不过我的主要感想是，第二代也罢，第三代也罢，中国赤手空拳，完全不靠外援，做出了多架很进步很合用的计算机，已走过了最艰难的“从无到有”的一步。今后的发展，相形之下，是一条比较平坦的道路了。我想计算机的发展成绩，大致不会比国内一般工业的发展更突出，所以可以推想到工业化的整个局势，至少像这一方面一样的乐观。（三）原则性的问题（甲）共产救国
    在国内看到许多新的现象，因而回想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改，三反五反，多次的整风运动，鸣放，反右和大鸣大放，建立人民公社，大跃进，“新经济政策”，文化大革命各种不同的阶段。接着就联想到从鸦片战争以来各方面有志之士为救国而作的多方面的努力和尝试。在满清时代，一方面有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运动；另一方面有坚甲利兵，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君主立宪等口号。以后民族主义的辛亥革命并没有带来基本的革新。于是提倡科学与民主，提倡三民主义。可是这种种的活动和方针，都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最后成功的路线是以发动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一条路线。抽象的说来，有两个相关而不同的问题。一个是做什么，怎么办，走什么路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有什么办法让一般中国人尽力来做一件事，照一条路走。粗浅地说，这近几十年中国所采用的成功道路，是用马克思主义来解答第一个问题。用共产党的组织配合了解放军来解答第二个问题。其实这两个问题很难清楚地分开。马克思主义不但有一套理想，也有一套怎么实际革命的理论，而共产党和解放军是在实践上执行这些理论所不可少的工具。要想理解何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成功而别的路线没有行得通，当然是一个很复杂的课题。一方面得了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在革命前的传统，一方面要研究整个的中国近代史。这当然超出这篇特稿的范围。
    马克思主义贡献了无阶级的共产社会这一个远景，以及经济史观，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等的武器。这正配合了中国原有的传统中一种根深蒂固的破私立公和天下为公的理想，以及特别适合以农业为主的中国社会的耕者有其田的目标。此外，从马克思主义中体会出当权者不肯自动放弃政权的真理，引伸成更具体的“枪杆子出政权”这个原则。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配合中国具体情形，创造性地应用了马克思主义，因而达到救国的若干具体目标，诸如国土完整，主权完整，经济独立；以及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特征，诸如生产工具归公，男女平等，按劳取酬。（乙）为人民服务
    破私立公这一原则更具体的表现是为人民服务。很多地方有一个标语，更具体地把为人民服务说成是“为工农兵服务”。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为什么不包括知识分子及商人呢？据我的了解，商人现在大部成为一种公务员，也可以算是一种工人，不单独成
    个阶级。至于知识分子，对革命和建设工作都有特殊的重要性，因而在生活上受优待，工资较高，基本生活无问题，同时他们总数较少，大约不超过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在目前的阶段，服务的目的是要全体人民满足生活上共同的需要，这一点知识分子可以得到，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在当前这个阶段，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为其它阶层服务，他们的价值主要是看他们为一般人民服务的成绩而决定的。这一点并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马上就可以接受的。可是如果接受了破私立公这一原则而且承认雪中送炭的重要性，就不容易反对为工农兵服务这一原则。
    一般说来，知识分子不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通常是依附别的阶级而存在。在中国当然依附工农兵而存在，更应该为工农兵服务。在这一点上非常注重教育知识分子。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以后，一方面大学生改为工农兵学员，使新的知识分子进一步和工农兵认同，一方面鼓励旧知识分子下乡下厂，使他们在情感上和劳动人民更加接近。虽然在短期间不容易把劳心者和劳力者的差异消除，但基本上努力的方向总是尽量使劳心者和劳力者打成一片。据我的了解，虽然知识分子不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但这一阶层的人总不免有他们特异的需要和传统。在到目前为止的阶段，依我的猜想，这些需要和传统很难不和“为工农兵服务”的原则有若干矛盾。不过一方面，随着社会的进步，我们主观地会因更深地了解社会的需要而扩大“为工农兵服务的工作”这一范畴的范围，并且客观地说对工农兵有益的工作也会愈来愈多。另一方面，我们逐渐会对知识分子的需要和传统有进一步的了解，可以除去不合理的一些，而同时使合理的一些得到满足和发展，因而对社会和人民有更丰富的贡献。换句话说，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消极地铲除知识分子恶习的工作愈来愈易，而积极地善用知识分子的冲力的方向愈来愈广。（丙）按劳取酬
    中国现在仍然是在社会主义阶段，所以工作报酬的原则基本上仍旧是各尽所能，按劳取酬，或者说各取所值。例如在一个公社里，劳动力高的人可以比劳动力低的人得到加倍的工资。每个公社都有自留地，各家农人可以任意运用自己的自留地种菜等，出卖这些副食品所得到的收入全归自己。
    （续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