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斯顿文章：《长期的越南战争给美国留下深深的痕迹》 [复制链接]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一月二十四日刊登詹姆斯·赖斯顿的一篇文章，题为《长期的越南战争给美国留下深深的痕迹》，摘要如下：
    在经历自从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以来时间最久而且造成的分裂最大的冲突之后，美国就要撤出越南了。但是越南并不会撤出美国，因为这场战争大概还会在今后的许多年内影响到美国的生活。虽然要区别暂时性的后果和长期性的后果大概还为时过早，但是有一点是相当清楚的：由于这场战争的结果，对于美国的威信的尊重大大下降了，不仅是对于政府在人民中间的威信的尊重下降了，而且对于学校、大学、报界、教会、甚至家庭的道义上的威信的尊重也下降了。
    在这条战线上是没有过停火的。开始向威信挑战的并不是越南，但是它削弱了对于最先使美国卷入这场战争的政府部门的尊重，它削弱了对于放任这场战争进行十多年的国会的尊重，它削弱了对于民主的辩论程序的尊重，这种程序多年来未能影响战争的进程，而且最后沦为倾轧和零星出现的无政府状态。
    即使在停火之后，这个国家在对威信的挑战究竟是好还是坏的问题上还会有相当大的争论。
    许多美国人认为，迫使在国内实行社会改革和在国外达成解决办法的正是这种意见分歧和蔑视威信的态度。
    还有一些人争辩说，这场战争在美国造成了整个新的革命气候，这种气候鼓舞共产党人把这场冲突拖长下去，并破坏了这个国家的团结以及以前被接受的、美国的公开和私下行为中所采取的态度、标准和克制，但是没有几个美国人对一种说法提出异议，这种说法是：不管是好还是坏，美国生活中已发生了某种事情——人们还不理解或还没有一致看法的某种事情，不同的、重要的、而且大概是持久的某种事情。
    例如，即使在越南问题上达成折衷办法的时候，在美国几个大城市里也爆发了教师罢教的风潮；一些一度在中央情报局工作过的人，其中某些人以前是白宫的顾问，曾在法院供认，在一九七二年总统选举时，他们曾参与侦察民主党及其领导人的活动的阴谋；在麦迪逊广场公园，在重大的运动项目的比赛开始之前在演奏国歌问题上发生了争论。
    这场战争给美国造成的直接损失要比间接损失较为容易估计。越南战争使四万六千名美国人丧失生命，美国至少还花费了一千一百亿美元。这个数字并没有把对退伍军人承担的长远义务（这种义务加起来可能使美国的支出增加五百亿美元）计算在内，也没有包括在老挝和柬埔寨战斗中支出的费用以及在泰国继续建立军事力量所花的费用。
    这也没有把印度支那人民在死、伤、残废和无家可归方面遭受的损失以及他们的土地遭到的破坏（这些损失几乎是无法准确估计的）计算在内。
    这些无法估量的东西——例如，态度和设想方面的变化以及诚实和自信心的减弱——在今后可能比财政拮据更为重要。
    别的不说，越南已改变了美国观察自身和观察世界的方式，使它减弱了为着含糊不清的理由而卷入遥远的地面战争的意愿，并毒害了各政党之间以及总统和国会之间的关系。
    美国人民看来不怎么相信他们过去以为是理所当然的许多事情了。例如，他们并不那么确信，美国在对外冲突中总是占上风，大国总会打败小国，金钱和武器在战争中起决定性作用，小国宁愿屈膝投降而不愿冒遭受美国军事力量打击的风险。
    甚至本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也没有对美国的社会产生这样的影响。两次世界大战破坏了西方文明，摧毁了西方古老的帝国，打破了西方对世界政治的控制，改变了英国和德国的生活，但是这两次战争都没有像越南的长期斗争那样对美国生活的如此之多的设想提出挑战。
    一九三七年慕尼黑成了姑息和不进行干涉的危险的象征，那种危险又促使美国比任何其他国家在海外承担更多的义务；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越南成了进行干涉的危险的象征，导致美国撤走，甚至使人担心美国与外界隔绝。
    一九六一年当美国开始深深卷入越南时，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就职演说的调子和在停火谈判的最后阶段尼克松总统的第二次就职演说的调子，说明了美国的情绪和承担的义务改变了。
    肯尼迪先生在他的常常被引用的诺言中说：“让每一个国家都知道不管它是希望我们好还是坏——为了确保自由的存在和成功我们将付出任何代价，承担任何负担，对付任何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这些就是我们的保证——而且还有更多的保证。”
    在随后的十二年人们感到失望和幻想破灭之后，尼克松总统在作出美国人民将做些什么的诺言时态度更加谨慎和谦虚了。
    他说：“我们在保卫世界和平和自由方面将做我们的一份工作。但是我们期望其它国家也做它们的一份工作。美国把其它每一个国家的冲突当成我们自己的冲突、把其它每一个国家的前途当成我们的责任或者冒昧地告诉其它国家的人民如何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此外，在越南问题上的幻想破灭不仅导致比较谦虚地估计美国在帮助维持世界的自由与秩序方面能做些什么或应该做些什么，而且似乎还促使对政府为了维护国内穷人的健康和福利可能做什么事情作出较低的重新估价。
    总之，在越南问题解决之后，侧重点不是政府能做些什么，而是政府不能和不应该做些什么；不是福利，而是工作；不是一个受人怜悯的社会，而是一个竞争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安乐舒适的大多数人将少付税，每个人将更多地依靠自己，较少地依靠联邦政府。
    也许这些，与其说是由于越南的经历倒不如说是由于尼克松的哲学，仅仅是作风和修辞的变化而已；但是，特别是在外交领域，在越南问题解决之后，美国可能把世界看作比它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所认为的、更为复杂得多的变化多端的世界。
    不怎么清楚的是，华盛顿是否已吸取了这场战争的教训。尼克松总统显然已削减了在海外承担的义务并缓和了冷战的虚夸言词，但是由白宫（那里曾对越南问题犯了那么多的大错误）来集中决定对外政策的习惯仍然存在，正如军方对对外政策的巨大影响仍然存在一样。
    尼克松总统认为，美国必须继续遵循他的政策，否则看上去会象个“可怜的、束手无策的巨人”，他这种论据仅仅是可以在对越南的政策中找到的许多例证中的一个，但是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在一段时期内不会再听到这类事情了。
    同时，尼克松必须处理这场战争在国内造成的后果：某种精神上的不适，继续反对他的演说的主题：战争的结束不会为国内的社会建设腾出额外的资金；对秘密达成的未向国会或人民说明的一些政策的不满情绪；回国士兵面临失业和被劝告自力更生的危险；美国对（越南的）流血和痛苦感到良心上的责备。
    这里的人推测，将需要相当的时间才能恢复越南战争以前岁月的自信心，但是也许打碎在越南问题上流行的许多错误观念将造成一个较为成熟的、即使是更令人悲伤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