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批评美国对华政策不现实 [复制链接]

    【中央社纽约５月３１日电】５月２９日“纽约时报”刊载了苏兹贝格从巴黎写来的一篇通讯（编者按：本报６月１日第三版曾刊载其部分内容），通讯一开始引用了美国诗人艾德纳·米莱写的一首诗：
    “离我并不比任何国家更为遥远——
    这就是我如此深爱的中国。
    要了解炸弹的逻辑，
    爱是无能为力的。”
    然后就是通讯本身。他写道：
    台湾反美骚乱向我们提醒的话没有像艾德纳·米莱所写的那末美丽，但是这次骚动提醒我们：美国对华政策更多地是建立在感情和主观愿望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这个世界的冷酷的现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这样，在随后的国内冲突期间和后来的两个中国期间也是这样。
    希望在国民党一片混乱的局面上建立起一个大国的愿望是一个崇高的梦想。这种愿望是由希望、不合逻辑的反日情绪和对毛泽东或莫斯科的意图背后的力量未能予以重视等等因素混合起来的。甚至丘吉尔在１９４３年开罗会议上就提出过忠告，指出我们的目标将是不可能实现的。
    尽管如此，世世代代的美国商人、教师和传教士们对于令人钦佩的中国人民所怀抱的深厚感情，却帮助促使人们作出了希图实现无法实现的目标的政治决定。我们一只眼看不见蒋的缺陷，另一只眼则看不见毛的实力，一味只是不屈不挠地坚持下去。我们后来的难堪事情就是我们坚持要吸收中国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早在１９４８年，当时担任国务院共和党顾问的杜勒斯就看到前途有困难。他预言，如果蒋介石逃到台湾去，其他各国政府承认大陆上的共产党政权，那时安全理事会就会永远削弱了。
    这种情况当然是发生了。当杜勒斯代表艾奇逊谈判对日和约的时候，他希望寻求一种方案，根据这种方案共产党和国民党中国都可以在和约上签字——就国际承认方面而言对任何一方的地位都没有任何损害。
    经费充足的支持国民党的院外集团的影响，在党争中寻找吸引人的问题这种作法，以及被骗以后的无可奈何的情绪，这一切一起加强了美国想死守住蒋介石不放的决心。
    几年来我们一直自欺欺人地说，他是能够回去的——甚至在毛泽东对防守严密的海南岛进行两栖作战成功以后仍然如此。当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我们的军事策划人员认定台湾作为基地的价值非常大，决不能让它落入共产党的手掌。毛泽东和斯大林都唾涎这个跟日本和菲律宾都不挨边的岛屿。
    由于作出了基本的战略上的决定而这个决定又加强了我们在情感上和政治上的态度，我们发现自己承担了必须支持蒋介石或者他的继承人的责任。我们避不考虑，比较长期的政策终究必须给这个岛屿和岛上由不是大陆去的台湾人构成的大多数人设想一个永久的命运。我们仍旧不承认北平，并且迫使我们的朋友也这样做。
    结果是令人不快的。尽管我们进行争辩，英联邦的一个成员英国和许多西方国家都在北平设立了大使馆。我们得到了它们同意限制同毛泽东的贸易的表示。但是，贸易限制似乎要垮台了。
    我们的盟国为经济所迫对妨碍它们寻找东方市场的尝试感到不快。杜勒斯自己——在担任国务卿以前——就预见到，如果我们禁止日本和东南亚同中国进行正常的贸易，日本和东南亚将吃苦头。
    这就是当国民党政权在又一次遭受挫折和绝望之余依靠了中国历史上多次表现出来的反西方情绪的时候所存在的气氛。但是奇怪的是，莫斯科差不多在同时准备在国际上把它的朋友北平出卖。
    俄国人暗示，他们愿意接受只让现在拥有原子武器的三个国家（美国、苏联和英国）拥有原子武器的方案。意思是，华盛顿和伦敦要保证法国或者西德不拥有这样的武器，如果共产党中国也不准拥有的话。
    克里姆林宫企图两头得利。一方面，两个西方国家无法得到核武器。法国已经有了初步的原子武器计划。而且莫斯科害怕德国。另外一方面，位于俄国东翼的巨兽中国将永远处于军事上的劣势。我们不需要法、德生产核子武器，但是我们害怕一个以原子弹武装起来的共产党中国。
    这就是当整个中国问题到达了一个转折点的时候的局势。假如不产生别的结果的话，台北的骚动至少必须惊醒我们，使我们看到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并且准备承认毛泽东的必要性。
    当莫斯科和北平开始显露出意识形态上的分裂和在政治问题上的分歧的迹象时，我们应当把我们自己放在一个比较富于灵活性的地位上，来利用出现在东方铁幕上的裂痕。外交的目的是在于为国家的利益服务。要人了解，光是爱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