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晤士报》驻苏记者谈苏阶级关系状况的文章：《……但是有人还是比别人来得平等》 [复制链接]

    【本刊讯】英《泰晤士报》四月二十一日刊登戴维·博纳维亚发自莫斯科的一篇文章，题为《……但是有人还是比别人来得平等》，全文如下：
    苏联今年庆祝建国五十周年。据说，半个世纪的主要成就之一是这个国家的阶级结构的改变。据官方数字，现在只有两个阶级：工人（占百分之五十五）和机关工作人员（占百分之二十五）；以及集体农庄工人和小手工业者（占百分之二十）。
    显然，这种分类不说明苏联社会的多样化和复杂性。这些数字的完整表明，没有什么人真正相信这种分类或者关心这种分类。尽管那样，俄国还是有阶级的，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的一些情况，除非用阶级竞争和冲突来解释，是解释不了的。广泛地来说，这是一个由官僚、知识分子和工人组成的三个阶级的社会。（机械化和集体化使有可能把农民看成是不享受特权的工人，而不看成生来就是一个政治阶级。）
    官僚是统治阶级。不应当把它同整个共产党等同起来。在最高级，这两者是一回事。但是在下面，一个低级官员可能比共产党的一个普通党员更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
    要表达官僚的数目是困难的。据最宽的估计，真正的决策人全国只有几千人（党的高级官员，或党的干部）。但是他们通过一台非常庞大的行政机器进行统治，这台行政机器包括几类警察、全联盟一级的数十个部和国家委员会、共和国机构、工会、地方党委，新闻和宣传工作者。整个官僚阶层数以百万计。
    使得官僚成为一个社会阶级的与其说是它的规模，不如说是它的占压倒优势的共同利益：维护它在社会上的统治地位，尽管它的成员常常不是最有资格来掌权的。官僚的一个众所周知的特点是它行政效率不高。这不是一个偶或有的现象，但却是它形成的方式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支配它同其他阶级的政治关系的一个因素。
    官僚阶层吸收新成员，主要依据的是他们谨慎、顺从和从潜在的意义上是忠于邀请他们加入的那个阶级的利益的。据认为，这种忠诚优先于其他一切考虑：正直、家庭、信仰、种族。正是靠着这一类相互义务，官僚才得以排除向它本身提出任何挑战的可能性，才得以作为统治阶级存在下去。
    对外政策是一个例子。有一种错误的概念认为，苏联的对外政策是俄国安全方面的需要的反映。事实上，官僚以外的俄国人很少有人真的认为，同美国进行核对抗或者在象玻利维亚这样一个遥远的地方搞代价昂贵的颠覆活动，是最有助于他们的安全和利益的。苏联的官僚需要同西方对抗的政策，因为它证明要求国内保持团结和纪律是有道理的，它并且充当一个借口，防止居民中的其余的人在这里和别处实行的治理制度之间进行客观的比较。苏联的对外政策，与其说是国家安全的工具，不如说是官僚阶级利益的延伸。
    官僚作为一个阶级继续统治着工人和知识分子，多半是因为它懂得如何分化他们。它通过工资等级、任职、许可旅行等等，必要时还通过保安警察来控制知识分子。苏联大多数知识分子为警察方法的威胁所吓怕。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中有许许多多人是为接二连三的警察恐怖浪潮所消灭的那些人——既有资产阶级，又有革命家——的孩子和孙子。
    知识分子被允许享有一定程度的个人自由和享受一定的物质特权，作为交换，他们得委身于官僚，向构成第三阶级的工人灌输思想和实行控制。
    例如，苏联“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的主要政治作用是写小说、画画和写剧本，这些作品将帮助使工人们相信，他们是苏联社会的真正的主人翁和真正有功劳的人。真正有天赋的人觉得难于宣传这一思想，这就有助于说明俄国当今大多数官方文学和绘画的那种沉闷气息。
    同样的情况适用于其他艺术和学术界的生活。有天赋的电影制片人得把他们的天才用来把体力劳动者的生活描写得十分动人，但是大多数体力劳动者如果得到一半机会的话，大多乐意成为电影制片人。历史学家得篡改历史，以表明党的路线是正确的。
    知识分子早就习惯于照官僚的命令办事。但是有些独立不羁的人时时提醒别的一些人，知识分子的活动是一种更高级的职业。官僚把工人当作对付这样的人的最后的政治制裁手段。当领导人在公开讲话中对文学评论家或者经济学家提出警告时，前者提醒后者，他们对工人阶级以及对苏联文化的无产阶级理想所负有的“责任”。一种说法是：“你们这些人得到工人们并不享有的某些特权。如果我们说，你们背叛了他们，你们敢冒使他们愤怒的风险吗？”
    知识界事实上得到充分的物质特权，使工人们感到疑心和愤懑，知识界也准备支持官僚，如果任何知识分子背离路线的话。
    但是，物质特权的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位苏联学者或者科学家在他发迹的早期阶段所挣的钱大概少于一个同年龄的有相当能力的工人所挣的钱。他得到一套独家独户的住房或者在一家专门的综合医院得到高质量医疗的机会要少些。
    这个知识分子，只要他一直是十分服从而能得到官僚的青睐，或者十分有天才，致使变得不可缺少，不论是否顺从，他最终将成功。作为一个科学院院士，他的生活水平可能接近于政治领导人的生活水平。作为一个艺术家协会的会员，他每天晚上都可以在他的俱乐部美餐一顿。他将发现，他买一辆汽车比较容易办到。如果他病了，他将有可能去找专门的大夫看病，这些大夫大概要比工厂诊疗所里的大夫要强。
    这种容易变动的物质上的差异显然为阶级对抗提供了基础，这种对抗反映于数不清的个人的态度和举动上，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于当代的文学中。但是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实际冲突主要——不是直接地——反映在他们同官僚的关系上。
    例如，官僚可以解释说，解雇一个过分独立思考的编辑是工人们所要求采取的一个行动。事实上，工人们只是接受并支持官僚在这样的情况下向他们传达的任何看法。
    知识分子又被用来防止工人对他们的生活水平提出异议，而生活水平对于工人作为一个阶级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如果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准备证明，苏联的工人，譬如比西德的工人生活得好，有哪一个苏联工人能够同他争辩呢？
    这种相互监督的制度的弱点是，知识界至少对于现在要求他们做的事情是否有道理是半信半疑的。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俄国看来不再象过去那样是令人信服的理由了。诸如麦德维杰夫兄弟和萨哈罗夫博士这样一些人的行动表明，甚至在“为现制度服务的”知识分子中也有强大的力量，对于他们的阶级在苏联社会中所处的低下的地位越来越感到不耐烦了。
    俄国要出现一九六八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现的那种工人和知识分子反对官僚的联盟，要走一段漫长的路。这使得许多人觉得，苏联社会中无政治可言，因为俄国人“不同于”其他欧洲人。表明相反情况的证明是，官僚竟然认为有必要保持这样的精心考虑的和麻烦的监督方法，以防正常的政治进程自行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