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朋友和平工作者及同事们》 [复制链接]

    【本刊讯】加拿大和平大会主席文幼章辞职后于今年一月写了一封《告朋友及和平工作者同事们》的公开信，摘要如下：亲爱的朋友们及为和平工
    作的同事们：
    我已经辞去了在加拿大和平大会中担任的职务，并向执行委员会提交了下述信件：
    “我之所以采取这个步骤，是因为由于我对中国和中苏争论的见解而迫我辞去加拿大和平大会主席职务的压力越来越大，以及因为一直有一种明显的暗示，说我的立场有害于大会。”
    那些要我辞职的人认为，我通过我私人办的《加拿大远东通讯》所造成的“损害”大大超过了我离开大会可能造成的损害。
    考虑到那些没有得到《加拿大远东通讯》的人，我愿意简明扼要地概括我所采取的立场。在一九六九年六月，我向加拿大和平大会所属各和平委员会发出一项很长的声明。
    我要回顾其中的一些要点。
    １、对中苏争论的历史和与讨论有关的许多文件有一段很长的回顾。
    ２、我强调，和平运动必须适应由于中国的发展和苏联政策的某些变化所造成的现实。
    ３、我对许多集团在世界范围内散布王明的小册子《文化革命还是反革命政变》一事表示担心，王明的小册子宣称，毛泽东现在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
    “中国革命的成果有全面葬送的危险，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着全面崩溃”。我担心，这种据我的判断是完全虚构的宣传，会被用来作为对中国进行捷克式武装干涉的借口。我担心这种争论可能导致苏联和中国之间的战争，我仍然相信，在大约两年前差一点就要爆发这种战争。
    那些现在希望我离开加拿大和平大会的人声称，在和平运动中没有进行这种讨论的余地，这种讨论是“反苏”的。我并没有把关于中国的任何讨论或这个问题带进和平运动，而是除了在公开会议上回答问题以外，只限于在我私人办的《加拿大远东通讯》上进行这种讨论。然而，我认为，这个问题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有关和平的急迫的问题，我一直设法在我的了解范围内尽量地对双方都公正。
    ４、我在一九六九年发表的声明中说：“我深信，为了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最后合作，公开地向辩论双方说明下述这一点是必要的……通过世界各地对美国的暴行和干涉的抵抗，才能奠定某种新的团结的基础。通过论战是不能奠定这种基础的，不管有时论战可能是多么必要。”
    据我认为，这种立场仍然是正当的。
    由于这可能是我同你们中间许多人进行的最后一次联系了，所以我想在这里向加拿大全国各地我曾荣幸地与之共事、一起工作和一起斗争过的所有善良的人表示感谢和依依之情。不管在意见和信仰方面有什么分歧，你们所有的人都将铭记在我心中。
    我以特别满意的心情回顾“战斗的五十年代”，当时，作为你们的代表，我成了加拿大资产阶级报界激烈诽谤和谩骂的目标。我很欣赏这一点，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击中了战争同谋者的痛处。
    至于前途，我将继续出版《加拿大远东通讯》。
    把中国革命介绍给加拿大和在世界和平运动中工作的过去这二十三年，是我一生中过得最有意义和最满意的岁月。看到加拿大承认中国，看到中国进入联合国，现在又看到美国“纸老虎”去敲北京的门，是令人鼓舞的事。我对毛主席领导的胜利，特别是在文化革命中的胜利，感到高兴。
    多次地到过苏联，看到苏联人民在迅速地医治战争的创伤方面所作的英勇斗争，看到他们变成强大的力量，同样也是令人鼓舞的事。尽管对目前的一些政策存在一些重大的意见分歧，但是我心中毫不怀疑，苏联人民是世界和平和进步的堡垒。
    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正如中国在联合国的首次声明中所说：
    “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一些人的论调是，“《真理报》绝对正确，毛泽东思想绝对荒谬”，我认为任何宣扬这种论调的运动都不会取得任何有益于和平和进步的结果。
    根据我个人在中国的经历，根据我继续不断地从中国得到的第一手材料，特别是根据我在莫斯科同作为中国问题专家的苏联朋友进行的长时间讨论，我认为，不幸的是，我的苏联朋友们对于中国内部事态发展情况的看法是非常错误的。中国革命继续造福于中国人民。至于中国的对外政策，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作出判断。我没有发现有任何反对和平的政策，说中国同尼克松的美国勾结的这种谈论，在我看来是没有根据的。
    主张和平的
    文幼章谨上附启：
    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中苏争论是有关世界和平的一个严肃的问题，因此需要进行自由的公开讨论。对我来说看来很明显的是：苏联之所以无视联合国组织（就印巴问题）一百零四票对十一票的表决结果，其大部分原因在于它想要“遏制”中国，从而最后推翻毛泽东领导的政权。杜勒斯的衣钵已经传到没有料想到的人的手里。我们必须协助除掉这个衣钵。
    中国有两个天然的敌人——一再对北越进行大规模轰炸的美帝国主义和日本新军国主义。遗憾的是，那些应该成为它的天然盟友的人，也在竭力要摧毁它。我认为，这种局面是能够改变的，但是只有那些希望和平和希望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人发表意见和采取行动，不是本着任何无益的“反苏主义”精神，而是抱着朋友之间希望纠正一种可能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的错误的态度来发表意见和采取行动，才能改变这种局面。
    文幼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