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制定对华政策：美中关系和政府决策》 [复制链接]

    【本刊讯】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一九七一年八月份出版了美国专门研究战略问题的兰德公司搞的一份对华政策研究报告。报告名为《重新制定对华政策：美中关系和政府决策》。
    报告的作者是兰德公司顾问理查德·穆斯廷和美国务院官员莫顿·阿布拉莫维茨。
    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费正清和美国前副国务卿卡曾巴赫为该书作序，前者鼓吹台湾在“承认北京的主权”的前提下“自治”，后者说该书“实质上是致美国总统的备忘录”。现将该书有关部分摘要刊登如下：一、台湾
    “一个中国，但不是现在执行”的政策，在北京看来可能是走向它愿意接受的方向的一个小小的步骤，特别是如果得到日本同意的话。这种政策的更具体的做法是，美国可能澄清它目前的态度，认为台湾“将来的地位”有待决定。这表明我们的态度是以北京和中华民国政府（指蒋帮，下同）之间的分歧没有解决为根据的，台湾地位应由它们之间自己决定。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要履行对中华民国政府所承担的保卫台湾和佩斯卡多尔列岛（即澎湖列岛）的条约义务。虽然这样“澄清”的实际后果有限，但它标志着对日和约中所反映的态度在名义上有了重大改变，因为那个态度是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从而保留着建立一个在美国或日本保护下的独立台湾的可能性。
    这样的政策对北京领导人有什么意义吗？
    北京收复台湾的希望必将寄托于将来的事态发展。北京现在还没有力量要什么就得到什么。中华民国目前也必须生存下去，正如我们必须生存下去一样。现在，真正的重新统一既是做不到的，又是不适宜的。但是时间上的差别将给我们带来回旋余地。
    如果对中华民国政府承担的防御义务仍然有效，这将使北京摸不透美国的新立场是否在将来不只意味着长期拖延而已。我们的回答可能仅仅是：将来的动向取决于北京将来的行为——无论对我们的其它利益来说，还是从使台湾人民更容易接受重新统一来说，都是一样。我们必须使人们相信我们要在适当的情况下进一步向前迈进的能力和愿望。在日本的合作下，没有理由说明做不到这一点。总之，现在和将来之间会发生什么情况，取决于美国的政策。从逻辑上来讲，北京应该希望看到美国接连采取一些增加重新统一的可能性的步骤。美国可以向着这个方向试着动几小步，而不对任何最终的结果作出保证。这样做可以试验一下北京的反应如何。
    如果美国设法在台湾问题上同北京和解，台湾人将朝着几个方向分裂。台湾人原来想通过独立运动从中华民国政府手中把美国承担的义务接过去的希望将会减少，从而使国民党的继续统治变得更不可少。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将失去面于，从而加剧了反国民党的情绪。有些台湾人将设法转向日本。最终，一些台湾人将很想知道，由于对未来不能肯定，他们是不是应该自行谋求同北京和解。
    但是，随着日本在台湾的利益增加，随着日本在经济和军事上变得更强大，以及随着日本的态度和政治领导人的改变，几乎任何调整的过程都会产生更大的困难。确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台湾问题将在较大程度上变成一个由中、美、日三国处理的问题，从而各方面的行动自由都将减少。二、日本和朝鲜
    我们在亚洲主要关心的事，是尽可能长久地保持我们目前同日本的友好关系。经济的迅速增长和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注定要改变日本在国际事务中的低姿态。日美关系已开始出现某种恶化。两国发生摩擦的可能性很大。日本的左、中、右各派都有反美情绪。日本已经开始重新武装。日本军事力量的大规模扩充，特别是如果用核武器扩充军力的话，就会深刻地改变亚洲目前的力量对比。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将沿什么道路走下去，我们不能预言，但是我们在太平洋的主要问题，肯定会由同日本友好结盟变成设法驾驭日本，而且也许驾驭不了。
    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影响日本国内政治的因素，我们必须特别关心相互倾轧的日本领导人中的我们的朋友，这些朋友也把他们的政治命运同与美国结盟和军事上相互依赖联系在一起。在保持目前的关系方面，他们和我们有最大的共同利益。如果我们给他们制造政治问题，他们就会改变对我们的态度或者被奉行不同政策的人所取代。我们必须在各种困难问题上同我们的朋友合作。这些问题中有一些是军事的，也有一些是经济的，而经济问题是双方目前关系中最迫切乃至最具决定性的问题。这种情况将要求双方异乎寻常地赤诚相见，任何一方都不应为未来留下不愉快的问题。同中国打交道将是这些问题之一，因为日本对我们同中国的关系的关注，将对日本的政治及其外交和国防政策发生重大影响。
    日本将面临一个核武库日益增大的中国。日本可以选择中立，但是极少可能。日本可能制造核武器，这不仅会破坏防止核扩散条约，而且会改变世界均势。除非我们打算废弃防止核扩散条约，否则我们应该很好地利用目前这个时期作工作；在这个时期里，核武器在日本还是受诅咒的东西。我们最不愿意看到华盛顿和东京之间在日本获得核武器问题上出现政策分歧。为避免这一点，我们需要一个不至于被迫在这个问题上摊牌的亚洲环境。
    若想不让日本获得核武器，我们就必须减少日本因完全依赖我们的核保护而可能通到的风险。美国对中国采取坚定而又和解的态度，是使日本放心所必需的态度。坚定，这是为了表明我们（对日本）承担的义务是始终不渝的。和解，这是为了减轻日本由于中国核力量的发展而受到的压力。如果我们在中国拥有洲际导弹之前就开始谋求和解，上述双重目的就比较容易达到。
    我们如何同北京会谈，以及在同中国打交道时在多大程度上信赖日本政府，这将深刻影响日本对美国的可靠性的看法。如果中美过分敌对，如果我们过分抢在日本前头同北京和解，或者如果我们背着日本同中国讨论重大问题之事泄露出去，日本政府就将处于极其难堪的境地。因此，在制订对华政策上，我们应同日本坦率地合作。
    在朝鲜，我们的问题是设法维持那里的均势。在给汉城以军事援助时，我们应避免引起平壤和北京担心南朝鲜会发动进攻。同样，我们在削减驻朝鲜的部队时，也不应使共产党人以为有机可乘。
    我们削减驻朝部队应避免引起日本的惊恐。反之，我们亦须关注日本在朝鲜的影响。尽管朝鲜人对于日本占领时期的印象不好，但是日本在南朝鲜的势力必然会上升。这就可能对中国人和北朝鲜人产生不利影响，促使它们更加好斗。最后，尽管目前看来可能性不大，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探索使中国人对缓和该地区紧张局势感兴趣的可能性。
    两个朝鲜的重新统一最近已成了南北朝鲜之间的一个政治问题。重新统一并不是美国当前的目的。我们显然不想用武力统一朝鲜。但是我们应当对逐步走向和平统一感兴趣，而不管这样统一要花多少时间，只要它能消除在这个半岛上发生公开冲突的可能性就行。
    迄今只有俄国人对两个朝鲜之间的关系正常化感兴趣。不过，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毕竟还是取决于朝鲜人。然而，美国的决策人必须发挥自己的作用。在有关朝鲜问题的外交斗争中，我们和日本人不能让朝鲜人独自面对中国人和俄国人。我们迟早必须改变在朝鲜和联合国问题上的立场。三、东南亚
    除印度支那战争外，我们当前在东南亚最迫切的问题是泰国的前途。中国可以支持当地的叛乱，从而向尼克松主义挑战。毫无疑问，叛乱的最终结果如何，主要取决于当地的因素，但是中国的大力支援可能使形势对他们有利。中国卷入程度的增大，可能使本来是内部冲突的事情变成中美对抗。中国若决定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就会使我们进退两难：要么不顾代价和风险而与中国决一雌雄；要么袖手旁观，眼睁睁看着我们承担义务的信誉受到损害。显而易见，我们希望不会面临这种抉择。改善美中关系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减少出现这种抉择的可能性。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可在情况许可时对北京作一系列微小的让步。在东南亚，北京可以同样逐步而缓慢地采取我们所希望的积极步骤，或者至少不采取不利于我们的步骤。
    从积极方面来说，北京可以改善同仰光和曼谷的关系。从消极方面来说，它可以限制自己与当地叛乱的牵涉。
    美国可起两种作用。我们可以悄悄地向曼谷、仰光和北京表明，我们非但不反对甚至还赞成它们真正改善关系。尽管有困难，但是我们不得不向曼谷和北京表明：这是我们对于泰国的防御义务的补充，而不是推卸这种义务。
    我们的另一种作用也将是困难的。我们要向北京表明：在台湾问题（以及可能出现的其他问题）上能否取得进一步的进展，将部分取决于他们在东南亚的活动。这一点可能办不到，特别是在短期内可能办不到。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最初的步子应当很小。为避免误会，应让北京和曼谷双方都知道我们与另一方对话的某些内容，以便使它们看到美国政策的目的是促使它们改善关系，而不是背着它们做交易，也不是因为软弱而屈服。四、美国和中苏争执
    美国重大利益之所在，是希望中苏争执能继续限制俄国或中国对美国的安全利益所构成的挑战，但又不要紧张到可能爆发核战的程度。
    我们的政策看来是坐视这一争执的发展。我们不愿插手情况不明的领域。我们已经明确表示希望改善同中、苏的关系。我们不会让中国人决定我们的对苏政策，也不会让苏联人决定我们的对华政策。这样，我们就有了灵活性。例如，我们在中东和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上同苏联谈判，就可以使中苏分歧不致消失。我们分度中俄的最好的途径，也许就是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上同苏联人打交道。然而，我们需要更具体地考虑可以同中国方面打什么交道，以达到同一目的。在对付苏联人方面，中国人手上有一张牌一一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如果事先的接触和探索铺平了道路，就比较有可能在中美之间存在的实质性问题上取得建设性的进展。
    目前，苏联人可能暂时有必要把美国当成在远东抗衡中国的主要力量，以抵制中国影响的日益增长。苏联的近期目的是反华，长期目标是反美。这样，俄国在东南亚的积极活动就可能成为给我们带来危害的主要祸源。当然，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一形势诱逼中国同我们达成不让俄国人插足的协议。
    三角关系对所有三方说来都是新鲜事物。这是我们难以制定处理这种关系的政策的原因之一。随着我们同苏联打交道多了，我们对苏美关系必然会有更多的了解。但是在同中国的关系方面，我们就没有什么了解。我们应有更多的了解。我们可以就改善美中关系问题与南斯拉夫磋商，看看他们是否愿意帮忙。同时，我们应设法让北京和莫斯科知道这种磋商的内容。这样，即使南斯拉夫很快拒绝了我们，我们也已使若干国家知道我们可在中苏争执中起重要作用了。五、同北京打交道时的一些具体问题
    需要就广泛的问题进行接触——谋求改善对华关系的中心问题，是找到我们可以采取的足以引起北京作出有意义的反应的步骤。我们最初的试探应有分寸，但是我们也应准备在若干问题上同时进行试探。这样，即使这个步骤没有收效，那个步骤或许会收效。更重要的是，这样一来，我们就逐步向北京表明了我们在美中之间一系列问题上的态度，并且可以比目前更好地摸到北京对这些问题的态度。这样，我们就可以摸清我们的重大利益之间的关系。
    原则和具体利益——要改善美中关系，就要在一些有分歧的问题上妥协。但是，北京可能坚决不拿原则做交易（反对美帝就是原则之一）。这就可能使事情难办。然而，如果我们预先有准备，其后果可能不至于那么严重。
    过去，北京为了适应其在国际关系上的需要显示了很大的灵活性。中国对封建的也门王国提供经济援助就是一例。但是，原则是不会放弃的。因此，如果邀请北京参加就一般性问题举行四大国（五大国或六大国）会谈，北京就会拒绝，因为这只能被视为参加大国的勾结。若就某一具体问题私下提出建议而北京又看到这一建议符合它的利益，那么这一建议就可能得到认真的考虑。
    对等的和单方面的行动——由于意识形态和策略上的原因，北京可能不愿公开报答我们主动采取的积极行动。果真如此，我们就应探索通过表面上是单方面采取的行动来达成相互和解的可能性。采取的方式可以是：向北京提出一些它可以采取的并且会被我们认为是和解性的步骤，确定一些我们可以采取的符合北京利益的步骤，观察北京是否做我们所提议的事情，或者我们主动采取行动，同时希望北京作出相同的反应。
    时间和策略——北京的时间观点可能与我们不同。在某些情况下，这种不同就可能促使北京不妥协——北京可能以为时间对它有利而拒绝和解。但是北京的这种思想方法不一定总是对我们不利。例如，如果北京在用武力解放台湾问题上十分耐心的话，就不一定对我们不利。六、我们走向何处？
    在亚洲普遍缓和紧张局势将符合美中两国政府的利益。美国可以对北京担心的问题如台湾问题和苏美勾结等表示关切。北京可以在东南亚有所克制。美中两国可以共同创造一种不至于迫使日本获取核武器的环境，这样，美中两国就可对普遍缓和亚洲紧张局势作出贡献。（下转第三版）（上接第二版）
    在若干时日之后，美中关系在各个问题上反映出来的情况可能是这样：
    （一）在东南亚，北京改善同仰光政府之间的关系。北京既不减少也不增加目前对缅甸和泰国叛乱分子的中等规模的援助。它继续号召全世界革命力量打败美帝，并把解放台湾、南朝鲜等地区作为这种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它停止对泰、缅政府领导人的个人攻击。北京保持其威胁东南亚的能力，其办法就是继续训练叛乱分子，但把他们留在中国。
    （二）美国宣布台湾地位是一个需要由北京和中华民国政府和平解决的问题。我们坚守保卫中华民国政府的义务，但又承认台湾最终应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减少台湾独立或日本在将来承担保卫中华民国政府的义务的可能性，但又不关死发生这种事情的大门。我们可以进退自如。北京宣布美国的这一做法对于从原则上解决台湾问题是不够的，但它改善气氛，其办法是给予文化交流以方便，接纳更多的美国访问者，买美国公司的产品，以及同意同我们讨论其他突出的问题。
    （三）日本仍是北京抨击的对象，但是一年一度的贸易谈判进行起来比较顺利了，友好贸易也有增长。东京的温和的自民党政府遵守并力求批准防止核扩散条约，同时维持日美共同安全条约。日本政府赞扬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行动，但不赞同美国的具体方案。
    （四）中苏敌对仍很激烈。美国表示中立，建议（美苏）分别同北京谈判，讨论交换情报和万一发生对任何一方的突然袭击时应采取的其他措施。
    上述收获不大，但毕竟仍是收获。更重要的是，它们为双方关系的更大改善打下了基础。这样做，最终可能带来很大的收获。七、我们应跨什么样的步子？
    结论是：慢慢走，但起程要快。
    同北京之间的关系可能要很长时间才能取得较大的进展。正因为如此，一旦情况允许，我们就要起程。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要谨慎。一旦我们把改善关系方面的各种可能采取的行动的清单摆在北京的面前了，我们就不应在北京作出有利的反应之前采取实质性的行动。相反，我们应当利用这段时间反复申述我们的观点，促使北京经常考虑它们，并让北京领导层中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观点。
    起程慢了有危险。我们目前同中国人的接触是如此的微弱，以致它很容易被一些未经事先策划的无关的事件所打断。北京因为柬埔寨问题而勾销了一九七○年五月的华沙会谈，就是一例。
    我们应尽可能早地把我们的想法告诉中国领导人。
    蒋介石虽已八十多岁，但是他的权威很大而且沉着坚定。因此，当他在位之际，美国改变政策使台湾造成无法控制的局面，或者动摇中华民国政府维护独立和合法政府地位的决心的可能性大大缩小了。但是，一旦他不在位，情况就可能大不相同。这也是美国要及早开始改善同北京的关系的原因之一。
    越南战争未来的进程可能影响到北京对我们的试探所作的反应，影响到改善美中关系的速度，以及影响到改善关系的方式。但是，这并不妨碍目前就开始努力改善同中国的关系。相反，这说明了及早谋求改善对华关系是值得的。这样，我们就可以了解北京对这场战争的态度。我们如果为改善美中关系的共同利益打下基础，我们就可能发现在国际和平会议上比较容易同北京打交道。
    本届日本政府的领导人在今后两年左右的时间内可能继续执政，这是一个重要的机会。这批领导人同我们之间在基本目标上有许多共同之处，因此在决定将来向中国试探时应该干什么和不应该干什么的问题上，我们可以同他们合作无间。我们同将来的日本政府之间可能不会有这种亲密关系。对我们说来，美日关系比美中关系的任何可能的改善重要得多。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找到既有利于我们又有利于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我们应当利用我们目前的关系制订出这种政策，或者在追求美国单方面的利益时减小或消除对日本的副作用。现在看来是同日本人一起制订对华政策新方针的合适时候了。如果拖到以后很久再办，事情可能就不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