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对外政策的连贯性和变化》 [复制链接]

    【本刊讯】英《生存》月刊一九七二年一、二月合刊刊登西柏林自由大学讲授国际关系的教授理查德·洛温撒尔写的一篇文章，题为《苏联对外政策的连贯性和变化》，全文如下：
    四分之一世纪以前，苏联在经历了一场威胁到它的生存的世界大战以后，成了仅次于美国的一个世界强国：它在一动员就供使用的人力方面暂时地超过美国，但是在经济实力和工艺方面，包括武器工艺，则远远不如美国。今天，苏联在总产量和按每人每小时计算的平均生产率方面，仍然都落后于美国，工艺方面的差距早几年曾大大缩小，近来实际上却又有所扩大。但是总的差别现在小得多了；首先，苏联在武器方面达到了同它主要对手大致旗鼓相当的地步，包括在远程核导弹的数量上它占优势，在常规军队方面，它以海军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为基础具有没有先例的机动性。在这段时期的初期，苏联由于在东欧强行实行革命而得到了一个帝国，由于中国发生了土生土长的革命而得到了一个重要的盟国；在这段时期的后期，尽管一再爆发严重的危机，它还是保持了这个帝国，但是它眼看中国这个盟国变成了一个竞争者和潜在的敌人。最后，总的来说，在战后的危机结束后，苏联不再能够用革命的手段来扩大’它的控制范围了，而是大大增加了它对许多新兴的、前殖民地国家的影响，特别是在亚洲和中东……
    这样一个巨大而活跃的强国的对外政策的性质，这一政策的动力和方法的连贯性和变化，以及它在不同时期所追求的具体目标和所面临的问题的连贯性和变化，一直是外界不断地研究和辩论的课题。现在本人参加这场辩论，先对苏维埃制度自身演变的现阶段作一番估价，也许是有益的。
    从大约十年前开始，这个制度至少已进入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后的阶段：共产党不再像斯大林统治下那样，谋求通过对社会实行强迫改造，或者像一九六一——六二年以前赫鲁晓夫统治下那样，谋求通过不太粗暴的方式改变社会的结构，来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而是简单地通过由自己充当俄国繁荣和力量不断增长的不可或缺的卫士来这么做。这意味着，一九一七年革命以来，进行政治和社会变革的主动权第一次基本上从党和国家那里转到了一个愈来愈现代化、愈来愈成熟的社会的手中，党的体制现在发现自己在国内和集团内都扮演着保守的和防卫的角色，在面对这个社会的压力和要求的情况下，在治理的方法上，企图抓住它作决定的垄断权不放。新的局面表现为拒绝“自由化”方面的一切试验，的确不是赞成再把斯大林主义的大规模恐怖活动当作根据事先设想好的蓝图来改造社会的手段，而是赞成把警察国家原有的大多数手法——书报检查、干扰和迫害提批评意见的人
    ——当作维护既定权力结构的手段。由于奖励官僚主义的顺从态度，惩罚有头脑的独立态度，这些方法无疑妨碍效率和倡新，因此也妨碍工艺的进步以及文化的发展。
    尽管如此，这些方法证明，同生产不断的——如果还不是轰动的——增长是相适应的，同俄国的力量同样不断的扩张也是相适应的。某些基本原则
    在本人看来，这种扩张似乎不是出于革命的主张，也不是出于称霸世界的抱负。苏联作为一个成功的世界强国，看来原则上完全了解国际体制甚至对最大的强国所施加的限制（这是一种总的认识，当然不排除在具体情况下可能作出错误的判断），它并且早就放弃了通过世界革命有可能推翻这样一个国际体制的梦想。这意味着，它信守“和平共处”，也即致力于避免核强国之间发生战争。这也是俄国无法解决同中国的冲突，甚至无法完全控制古巴和罗马尼亚这样一些共产党小国的对外政策所得到的教训：即便在共产主义取得胜利的地方，各国体制的局限性依然存在。因此，苏联目前的领导人可能相信全世界将来某个时候会共产主义化，但是并不认为积极地实现这样一种令人愉快的结局是他们的任务：“使世界不危及共产主义”，会被认为对于他们的对外政策，冒的风险太大了，是一个很不值得的目标。
    然而，那并不意味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制定这一政策方面根本不起作用。如果意识形态早就不是革命意义上的推动力，那么它仍然是苏联领导人借以（尽管他们公开或悄悄地进行了调整和修正）观察世界的一种概念体系：他们没有别种分析。意识形态还提供了一个使他们有理由保持他们在国内和东欧进行控制的垄断权的重要途径：他们不得不保卫“社会主义体系”的团给，抵抗资本主义敌人在意识形态上进行颠覆这个经常存在的危险。这样，他们自己的精神组织和合法化的需要都使他们确信，他们和非共产党世界之间的一般冲突将继续下去，并永远得不到解决；然而，可能就一些特定问题达成许多妥协。在那种意义上，他们赞成“和平共处”是为了排除核战争，他们反对“意识形态上的共处”意味着决然排除真正的和解。在对立的制度之间既不打大决战，也不和解，而是按照有限和有控制的形式进行无限的冲突，仍然是他们对未来的预想。
    最后，否定对“意识形态”冲突全面解决的可能性意味着：苏联即使在目前的保守势力领导下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感到满足的强国”。世界上没有一个强国在同世界上另一个强国竞争的局面中能完全感到满意——每个强国都必须竭力在敌手之前填补任何权力真空，在其敌手取得对任何中立国家的影响之前先这样做。只有一个普遍的解决才能使双方都感到满意——只要没有重大的意外的变化打破平衡，起码一个时期是这样的。在冲突——不论其形式是不是有限的——被认为是持续下去并永远得不到解决的地方，这一即使是暂时全面稳定的概念也必须被抛掉。因此，苏联的取代“世界革命”或“世界霸权”的办法不是稳定局势——它相信，争取优势的长期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在这场竞争中，“历史的力量”是在俄国一边，因而他们主张，小心翼翼地利用一切机会来进行扩张而不冒严重的风险。在东西方的目标
    自从一九六三年夏季同中国最终破裂以来，这一基本形势被一个新的情况搞复杂化了：世界事务中出现了一个新的重要因素，这个因素必须被认为是另一个潜在的世界大国，可能是一个长期的对手。这一新冲突既有着意识形态上的，也有势力上的内容，虽然意识形态方面在不同时期可能有不同的强度，但基本上是激烈的，因为其形式是，在共产党人之中，对于如何“正确”解释一度是一种共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有争论。（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此外，在这一冲突中，苏联人无法肯定历史是否最终在他们一边：他们认识到，中国也是一个按照它自己的方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他们不是怀着比较崇敬的心情考虑人口如此众多，自然资源如此富饶的一个国家的巨大发展潜力，他们更加不愿意在意识形态上相信中国的长期的未来了。苏联对于同西方共处交往和西方的力量和弱点的因素，要比对于一个完全独立和强大的中国有着更长期得多的经验，苏联可能从一开始就感到，到头来，它在新的“东方战线”上可担心的事情是多的，而可得到的东西却是少的。但是，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实，他们或中国认为在那一战线上进行全面的核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可以设想，苏联在对付中国方面的目标包括一个“革命”的因素，即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引起或影响北京领导集团发生变化；但是，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苏联几乎也很难指望恢复到在中国从蜀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的“团结”。此外，苏联对于中国的长期战略似乎基本上处于守势：其目的是通过遏制中国在亚洲的影响、特别是通过同日本的和解及加强印度在南亚的作用来放慢中国力量的发展速度，通过军事措施，如果有可能，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来稳定漫长而无掩蔽的俄中边界。
    反之，苏联对西方的长期策略一直既是防御性的，也是进攻性的。除了长期来为打破美国的军备优势而作出努力之外，它把主要力量集中在欧洲，在那里它的双重目的一贯是加强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并使之合法化；破坏大西洋联盟，从而拆除美国在西欧的势力的基础。事实上，这两个目标在苏联看来是不可分离的，只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从根本上反对国际上承认苏联东欧帝国的重大组成部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同美国结盟的话；因此，一九五八年赫鲁晓夫的柏林通牒和一九六六年勃列日涅夫的关于以现状为基础的代替“军事集团”的“欧洲安全体系”的布加勒斯特建议把防御和进攻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了。
    此外，苏联长期目的一直是使美国同日本的关系松散和渗入以前（对苏联）不开放的西方在中东、东南亚、非洲和拉美的势力范围。在这些地区中，对苏联本国的安全和它的欧洲政策来说，中东具有更直接得多的利害关系，因此中东是（苏联）要及早地、较持久和有效地作出努力的目标。
    根据这些长远考虑提供的框框，苏联对外政策的实际制订，取决于领导人在对某一种局势中所固有的具体危险和有利条件以及可以对付这种危险和利用这种有利条件的能力作出判断之后作出的一系列要优先考虑的短期决定。事实上，现在总是有两大类问题摆在克里姆林宫决策人的面前：是优先考虑对付西方敌手，还是优先考虑对付中国敌手；如何在这两条战线上的对外斗争的需要和国内消耗及发展方面的需要这两者之间分配资源。在一九六五年至六八年更换了先后次序
    因此，看来，在发生了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失败和最终同中国关系的破裂这两件使人震惊的事情之后，苏联作出了两个重要决定：根据结果来判断，第一个决定必定是把大批资源转用于军备竞赛，以赶上美国在一九六二年秋季所显示出的战略核武器优势和常规力量的机动性。在赫鲁晓夫掌权时，大概已开始作出这种努力，但是他的继承人们的决心比他更坚定，并且拨款数字也有所增加。第二个决定必定是由他们作出的，而不是他作出的，看来他们断定，鉴于中国的危险的长期性，在东方，在外交、意识形态和军事牵制方面作些有限的努力，从暂时来看是足够的，苏联利用美国卷入越南、美国和戴高乐的法国之间日益深刻的分歧和西德艾哈德政府促使自己孤立的僵硬外交路线所提供的机会，把精力集中于挽回在西方的主动权。
    事实上，几年来证明这种选择是十分成功的。一九六五年中国的亚非政策的失败和它从一九六六年开始一直忙于应付国内“文化革命”的动乱，都有助于苏联通过非常适度的手段就暂时抵销了中国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并大大地削弱了中国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甚至对亚洲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同时欧洲反对越南战争的舆论、戴高乐同这个一体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决裂和西德的无所作为使俄国人很容易把自己打扮成——由于布加勒斯特声明主张解散军事集团——欧洲希望局势进一步缓和，结束旧大陆分治局面的拥护者；但不是所有人都知道，鉴于苏联同集团各国都双边结盟，鉴于党的关系，苏联集团在华沙条约组织解散之后是有可能生存下来的。
    同时，西方的瘫痪，使得苏联领导人敢于在中东和东地中海想得到更多的东西：叙利亚成立了一个新的左倾政府之后不久，柯西金一九六六年春天就在开罗提出了建立一个同苏联阵营密切联系的“进步”阿拉伯国家集团的主张，他当时表明，苏联在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不再满足于不让它重受西方的控制，而是旨在建立它自己的一个新的势力范围，即便这会使它所承担的义务大大加重。
    原先走运的苏联这场针对西方的攻势，一九六七——六八年间开始倒霉了。在波恩，新的“大联合”政府提出了使同东欧的关系正常化的建议，开始从俄国人手中夺过谋求缓和的主动权，从而消除了人们对于复仇主义的担心，这种担心曾顶住了要求这个地区发生变革的压力，这种压力不久产生了“布拉格之春”。在中东，六天战争不是苏联所希望的，但是是它所采取的行动不知不觉地造成的。这场战争表明了它承担的新的义务所冒的风险。苏联虽然遭到这些严重的挫折，仍然坚持自己的做法，而不顾代价和风险都增加了：尽管阿拉伯国家败于以色列，它仍然对这些国家进行政治和军事的投资，并且增加这种投资，它还用军事干涉摧毁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试验。它既恢复了对它的东欧帝国的完全控制，又保持了它在中东建立的新的阵地，而且都没有冒同美国发生冲突的重大风险。
    但是，它的政策现在开始要求付出代价了。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占领使它先前所宣传的解散欧洲军事集团的主张信誉扫地，它在地中海及其周围增加海军活动和军事活动，成了它希望瓦解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继续存在下去的一个强有力的理由。这样一来，巩固它自己的势力范围就变得同不断地试图解散西方联盟不相容了。再之，随着在不同地区增加承担军事义务，苏联显然已开始步它的敌手美国的后尘，走上了承担义务过度的老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局势的变化开始要求作出新的重大的决定。一九六九——七一年间问题的轻重缓急发生变化
    一九六九年初，美国的政策开始摆脱被困于越南这种状况。新政府开始缓慢地使国家摆脱这场战争，明显地旨在重新获得在别处的行动自由，首先是在欧洲和中东。大约在同时，中国开始摆脱文化革命的起瘫痪作用的影响，着手于返回国际舞台；三月份的乌苏里江事件表明，（中国）是本着更加激烈地敌对苏联的精神为这一返回作了准备的。一九六三年以来就可以设想的，由于越南战争和中国国内的动乱而被耽误了的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和解，开始显得是一种实际可行的可能性。几年来一直有利于苏联取得进展的特殊状况正告结束。
    苏联领导人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开始一项通过谈判求得全面巩固的政策。他们在中国边界一线进行反击和加强守备部队的同时提出——而且是在施加威胁的情况下竭力要求——就边界作有利于北京的小的调整一事进行谈判。他们接受了西方提出的就中东和柏林问题进行四大国会谈的倡议。他们对于美国一直建议的双边会谈限制战略武器一事，开始当真感兴趣起来了。
    然而，除了表面上表示愿意谈判外，他们还得就谈判的实质作出决定。在发生了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之后，在戴高乐下台，德国结束了自我孤立和美国又积极关心欧洲之后，（苏联）在欧洲奉行一项旨在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瓦解的进攻性政策，在目前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另一方面，苏联对东欧，包括对东德的控制的合法化，由于得到西德的赞同第一次有可能实现，而不必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解散。若干年来，西德愈来愈多的舆论准备听凭德国分裂这种现状存在下去；现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悲剧使得许多德国人相信，在接受这种现状之前，期待东德出现民主的变革是徒劳的。
    一九六九年三月，华沙条约布达佩斯会议不再提出搞一个“欧洲安全体系”来替代各个军事联盟，而是提出召开一次它的成员国将同其他中立国一起参加的欧洲安全会议。布达佩斯会议所主张的承认现状，不是作为同联邦共和国进行谈判的先决条件而是作为这种谈判的结果提出来的。这些表明苏联作出了现实的决定，把巩固它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使之合法化放在优先于任何更为深远的目标的地位。会议所宣布的上述主张鼓舞了西德的一些势力，他们准备接受以现状为基础的一项临时安排，但是条件是从大西洋联盟的坚定基础出发，以换取苏联和东德对西柏林现状的承认，包括对西柏林通道及其同联邦共和国的联系的承认。一九七○年和一九七一年进行的导致莫斯科和华沙各自同波恩签订条约，导致四大国柏林协定的谈判，是由于苏联作出了这一根本性的决定才得以进行的。但是，在柏林问题上作出更多的实质性的让步，只是因为承担义务过度使它自己越来越感到经济上的压力，因为苏联对于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和解令人恼火地感到的不安变得尖锐了，对问题的轻重缓急作出了另一个决定。一九七一年的一个选择
    多方面谈判的政策不可能，也没有立刻确实减轻义务过重造成的压力。在同美国举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同时，继续同美国展开军备竞赛，尽管同中国举行谈判，但东部边境的军队的需要增加了，同波恩的谈判没有导致驻东欧军队的需要的减少，同时向中东提供的武器仍然在增加。自从一九六九至七○年冬季以来，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苏联经济压力沉重，领导对分配问题看法不一，因而一再迟迟不作出有关新的五年计划的决定，从而推迟了党代会的召开。在一九七一年春季党代会最终召开之前，波兰在十二月发生了危机；这一事件使勃列日涅夫和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们相信，必须作出认真的努力，以改善消费者的生活和补救技术落后状态，为此，迫切需要减少军用开支和改善同西方的关系。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莫斯科收到了中美关系即将正常化的“乒乓信号”，莫斯科对后来宣布尼克松总统即将访问北京一事的反应是经过准备的，在东西方两个主要敌手即将和解的现实面前，莫斯科必须断定如何通过向一方作出可以容忍的让步，而使这种和解不会产生有害影响，北京在意识形态方面继续不妥协使莫斯科没有真正的选择余地。中国确实不准备缔结一个使东部边界局势稳定的协议，除非苏联承认这条边界在历史上是不公正的，这样可能为以后的领土要求敞开大门；在另一方面，西方只是要求和建议使一些主要地区保持稳定和缓和军事紧张局势。因此苏联决定在西方谋求和缓，如果必要的话，进一步施加对付来自东方的压力的反压力。
    自从一九七一年春季以来，这个决定已体现于对西方的一系列姿态，特别是勃列日涅夫发出的苏联准备谈判均衡裁减驻欧洲军队问题的“第比利斯信号”。自从八月（在尼克松宣布访华以后）以来，已经取得的成果是：由于苏联作出了长期拒绝作出的让步，四大国关于柏林问题的谈判很快缔结了协议。同时苏联报纸总是指责中国，而不是美国，试图“勾结”反苏，并且暗示边界问题谈判已完全停下来，在过去一年，苏联在东部边界的军队再次大大增加，最后，苏联实际上在一个地区，由于表示愿意，并且同印度缔结了一个友好条约，保证它仍然愿意保护印度，使它免受中国的压力，从而在中美和解中得到了好处。一些未解决的问题
    然而，在一个十分不稳定的世界上，人们认为只有某些重大的冲突才是持久性的。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任何两个主要角色之间的和解不可能十分可靠，甚至也不可能是完全的和解。目前苏联和西方为部分解决而作的努力是不完全的，这不仅在于有关限制军备的一切谈判——不论是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形式，还是均衡裁军谈判形式——存在大量技术困难，即使双方怀有尽可能好的愿望；而且还在于中东和地中海的冲突的特殊性，这不仅是因为两个超级大国对当地的角色的控制是有限的。真正的症结是：苏联在这个地区正在设法巩固的不是过去在战后取得的成果，而是最近取得的，被认为是威胁西方在欧洲的安全的成果；因此，美国实际上谋求的不是冻结现状，而是苏联撤走（以换取以色列撤走），没有任何东西表明（苏联一埃及条约最不表明）这是为俄国人所能接受的，的确，可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先进国家长期的政治和社会稳定和优先同中国的冲突这一新选择，这些都可能使苏联越来越重视它对主要发展中的国家，如印度、埃及或阿尔及利亚的影响；这些国家位于对西方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战略十字路口，这势必会给西方的冲突火上加油。
    最后，自从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五日美国发生了货币大变动之后，对西方联盟的团结重新产生了怀疑，因而苏联最近同西方的关系的改善是不牢靠的。本文不讨论有关经济问题的实质，也不讨论美国的行动的技术利弊，在这里我们所关心的是美国的这个行动对先进的非共产党国家推行一项共同政策的能力产生的明显影响，如果这场危机不能很快得到解决的话，这种额外的好处——或者如他们所认为的，是历史力量的体现——可能会使苏联再次重新考虑它的机会和前后次序：它再次表示不愿通过两个联盟之间的谈判来解决裁减驻欧军队问题（显然这是唯一适当的途径）一举表明了一种新的“等着瞧”的态度。当然西方会象过去常常做的那样再次解决它的内部困难。但是仅仅是再次出现这种反复的可能性就可及时提醒人们，苏联政策的每个特定阶段是不可靠的，持续时间是有限的，因而对此作出的任何分析的有效性也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