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对外政策报告“中国问题部分” [复制链接]

    【本刊讯】以下是尼克松二十五日提出的对外政策报告中“中国问题”部分的详细摘要：
    在调整自己的政策使之适应现代亚洲的现实情况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也许面临着所有问题中最严重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称是世界不发达地区的领导，但是要使这个要求可信，要切实做到这一点，共产党中国就必须使自己同外界进行接触。这两者都要求结束大陆中国同外界现实隔绝、因而也变革隔绝的局面。
    我们自己同人民中国之间的二十年之久的敌视状态是另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鉴于这个问题决定我们同七亿五千万有才能的、精力充沛的人民的关系，这确实是严重的问题。
    不言而喻，如果一个大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置身于国际秩序之外，并且对它采取敌视态度的话，那么这种国际秩序就不可能是可靠的。因此，在这十年中，最重要的挑战莫过于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同世界大家庭、尤其是同亚洲其他地区建立一种建设性的关系。
    我们认为，中国长期的历史经验对中国现代的对外政策具有很大的影响。中国没有什么在各国主权平等的基础上从事外交的经验。一些世纪以来，中国在文化上和政治上统治着它的邻国。最近一百五十年，它一直蒙受外国的大规模干涉。因此，中国对待外国的态度保留着一些冷漠、怀疑和敌视的成分。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历史形成的这种态度又由于暴力和革命的理论而激化了，这种理论是作为对外关系中的原则来说，讲的比较多，而执行的比较少。
    决定共产党中国的行动的另一个因素是它同苏联发生的激烈而危险的冲突。造成这种冲突的根源在于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广大边界地区的历史上的事态发展。当代敌对的意识形态、争权夺利和对立的民族主义使冲突加剧了。
    这两个大国发生冲突是不符合我们谋求的那种稳定的亚洲体系的。因此，我们认为苏联和共产党中国处于敌对状态对我们没有好处。我们并不想从中取利。我们将不做任何事情来加深冲突，也不鼓励冲突。认为我们能勾结其中的一方去反对另一方，那是荒谬的。我们已费了很大的劲来表明我们不想这样做。
    同时，我们不允许共产党中国或苏联左右我们对它方的政策和行动。我们承认，中苏冲突所起的一种作用可能是促使两国对非共产党世界采取好斗的姿态，以便使他们作为革命的中心的声誉得到承认。两大国处于如此危险的对峙状态，也可能会有一种力量促使它们避免在政策的其它方面进一步造成复杂的局面。在这方面，我们就必须根据其行动而不是根据其言论来判断中国和苏联。
    我们准备与北京对话。我们不能接受其意识形态准则，也不能接受共产党中国必须称霸亚洲的主张。但是，我们也不希望把一种不让中国拥有其合法的民族利益的国际地位强加给中国。
    我们不能以牺牲国际秩序或我们的义务来发展与中国的对话。我们的态度是公开而明确的。我们将继续恪守对我们亚洲盟国的安全承担的条约义务。不能靠牺牲他们来建立与北京的体面的关系。
    在这些盟国中有中华民国（指蒋帮——下同）。从那个政府在一九一一年建立时起，我们就一直同它建有联系，当我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盟国时，关系特别亲密。美国决定援助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以满足其防务和经济的需要，上述情况是作出这一决定时的一些考虑。
    我们目前对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安全所承担的义务，起源于我们一九五四年的条约。这一条约的目的完全是防御性的，它支配着我们同中华民国的军事关系的全部范畴。
    我追述美国和中华民国政府之间的友谊、援助和联盟的记录，是为了表明这一关系的生命力和我们的防务关系的性质。我认为，这一正当的和和平的联合未必构成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建立正常关系的进程中的障碍。正如本政府就任以来我一直试图表明的那样：虽然我无法预言台北和北京之间的分歧的最后解决，但是我们认为这些分歧必须用和平手段来解决。
    关于这一点，我想明确表明，美国是准备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大家庭中起建设性的作用。然而，它在联合国的地位问题不仅仅是它是否应该参加的问题，这也是一个是否应该允许北京把它参加的条件强加于世界的问题。若干年来，一直企图剥夺中华民国作为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成员国的地位。我们以前反对这些企图。我们今后将继续反对这种企图。（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一版）
    过去的四年在大陆中国是一个国内发生动荡和动乱的时期。现在情绪似乎正在平静下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可能又有机会来探索它同其邻国和全世界（其中包括我国在内）的关系正常化的道路。
    对美国来说，同北京建立关系正是体现了七十年代的任务：处理和解决继续对我们关系产生影响的战后时期遗留下来的问题和建立一个同所有的国家都有利害关系的平衡的国际结构。我们认为，这样一个结构应能使中国充分发挥与其成就相称的影响。
    我仍然认为，到一定时候，我们方面采取的实际的措施会使北京的领导人明白，我们是准备进行认真的对话的。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采取了几个这样的步骤：
    ——在一九七○年一月份和二月份，我们两国代表在华沙举行了两次会谈，从而恢复了一条重要的联络渠道。后来取消了预定在五月份举行的会谈，这是中国人建议的。
    ——在四月份，我们授权有选择的允许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货物。
    ——在八月份，取消了对在国外经营的美国石油公司的一些限制，这样，大多数外国船只就可以在来往于大陆中国港口的航道上利用美国拥有的燃料供应设备。
    ——在一九七○年内，二百七十名美国人得到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护照。这就使获得这种护照的人数接近一千人。遗憾的是，持有这种护照的人中只有三个人被允许进入中国境内。
    在今后这一年，我将仔细研究我们可能进一步采取什么措施来扩大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的接触机会，以及我们如何来扫除给实现这些机会造成的不必要的障碍。我们希望机会对等，但不会因不能对等而不采取行动。
    但是，我们对前景应当采取完全现实主义的态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向它本国人民和全世界表示它决心把我们当作魔鬼。而我们所作的证明我们不是这样的。有限的努力并没有减少北京根据教条对我们所采取的敌视态度。只要这一点没有改变，只要北京继续顽固地持敌对态度，我们自己就无法做任何事情来改善关系。我们将做我们所能做的一切。
    苏联也是一个太平洋国家。像其他国家一样，它的亚洲政策也要作困难的调整，这种调整对亚洲今后的稳定是极为重要的。苏联对亚洲的态度受两种考虑的支配。一种考虑是它在战术上想在亚洲非共产党国家中限制我们的影响和加强它自己的影响。但是，比这重要得多的是，苏联战略上的一个重要考虑是保护自己和自己的领土不受中国的侵犯，中国目前的仇视态度和潜在力量的增长确实使今后实行民族统一主义政策的可能性成了严重的问题。
    苏联希望看到我们的影响被削弱，但是又担心这种削弱增加中国扩大影响的可能性。同时它必须考虑到，美国的影响的减少可能促进我们自己同大陆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并且可能使中国能够并鼓励它集中精力，而在目前现实情况下这样做是不可能的。
    因此苏联和我们在亚洲的利益无需有不可调和的冲突。在行动上我们打算注意苏联的考虑，而不让它们支配我们的方针。我们谋求建立一个稳定的和平的亚洲，根据这种想法，美国和苏联之间无需发生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