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新处报道：勃兰特在西德议院作国情报告 [复制链接]

    声称西德的“东方政策”理到西方盟国支持，必须继续走下去；同东德谈判的基础是“不附带任何先决条件”；叫嚷要把西柏林变成西德的“一块土地”，并说同西方三国的“合作已达到空前紧密的程度”
    【德新处波恩二十八日电】联邦总理勃兰特二十八日向联邦议院作国情报告。在议员提出关于对外政策的大量质询之后，这位政府首脑紧接着开始谈政治局势，对西方关系、对东方关系以及德国内部关系的情况。然后他谈国情报告，分析了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关于德意志民族继续存在的论点。接着他解释了与柏林有关的问题，分裂的后果、德波关系和德国东方政策与西方的关系。
    国情报告第一部分全文如下：（本刊有删节）
    在我们对主要问题的答复中，我们谈到了由于联邦共和国的情况而造成的和外界对我国有影响的政治活动和条件。当然，不考虑目前全世界特别是欧洲局势的发展，我们是不能对德国的局势作出判断的。因此，追述一九七○年各种事件，再一次强调我们的指导原则，以及陈述我们盟国的立场，那是适当的。
    我们在回答主要问题时曾经指出，我们对东方的政策得到了我们盟国的一致支持。我们感到尤其受到鼓舞的是我们认为必须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因为我们的方针已经得到了盟国领导人的同意。
    正如你们所知，本周初我到了巴黎，在那里我又能感到满意的是，我们的努力得到了很大的友好的谅解。最近在法国的会谈特别清楚地表明了我们的西方政策和我们的东方政策是怎样互为条件，是怎样互相关联。
    人们认识到，在我们为取得谅解的努力中我们并不排斥任何人，这也适用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鉴于此，唯一合乎逻辑的是，通过一九七○年八月十二日的莫斯科条约，我们就能够与苏联取得一致意见：我们打算与华沙条约成员国签订的一切协定，在政治上说，将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除非所有这些因素仍然存在，否则谁也谈不上实际上的和解。
    再者，我想指出：这些条约——根据目前情况，这是指与苏联和波兰的条约——与我们作为欧洲共同体的一个成员国和作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一个盟国的地位是不相冲突的。
    关于我们与波兰的关系，当我们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保证德国的名字不再能够被用作不正义和恐怖的象征，而是作为希望各民族之间和解和共同过和平生活的标志的时候，在这种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我们同样地记得德国的利益。
    这个希望没有落空，这一点很可能实现，因为许多德国人在今后几个月内将来到联邦共和国。
    至于我们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关系：在这里我们的努力也首先必须遵循联合国关于国家关系的原则，这就是在人权、权利平等、和平睦邻和不歧视的基础上和平地建立关系。
    去年埃尔富特和卡塞尔会谈是朝着在德国土地上存在的两种政治制度之间达成临时安排采取的重要的步骤，虽然这仅仅是对话的开始。
    这里的一个基础是不附带任何先决条件，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能够在一九七一年努力。两国国务秘书之间在这种安排基础上进行的初步会谈进展很小，这不是我们的责任。这些会谈中的第四次会谈于二十六日举行，还需要花很多时间我们才能谈得上我们所谋求的积极结果。至少我认为，这些会谈正在解决他们起初的非常大的困难，这就是进展。
    从我一年前作国情报告以来事态发展的概况表明，建立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必须从它整个的联系中去观察这一点是多么重要。
    我们从实际情况出发行事。我们不附加先决条件，也不设置不可逾越的障碍。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欧洲局势的缓和不可能撇开中欧地区，例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柏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为了使大家更好地了解构成德意志的两个国家在一九七○年的内部情况，联邦政府在向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提出的背景材料中试图对双方的情况发展提出一个全面的调查报告。
    在研究我们的分裂的民族的情况时，正如在背景材料中清楚反映的那样，我们决不应错误地认为，德国人目前的问题完全是一九四九年出现两个德国的后果。正如我们所认识的，其根源要深得多。如果你们允许的话，我要在这里追溯一下我在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发表的政策声明中所说的话：
    本政府的工作是基于这样的假定的，就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希特勒政权干出的全国背叛行为而给德国人民带来的问题，只有在欧洲的和平秩序中才能找到最终的解决办法。但是，谁也无法说服我们放弃这样的信心，就是德国人同任何其他民族一样有自决的权利。
    我在一九七○年一月十四日提出的国情报告中还说：
    在希特勒帝国无条件投降二十五年后的今天，民族概念是使分裂的德意志联系起来的纽带……一个民族的基础是人民持久的团结一致的意识。谁也不能否认，由于抱有这种意识，现在存在着，而且在我们能够想象的遥远的将来，将会一直存在一个德意志民族。这些话是我在埃尔富特和卡塞尔发表的讲话的基础，也是外交部长和我以及我们的顾问们在莫斯科和华沙发表的讲话的基础。
    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是把资产阶级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加以区别的，而且非常突出的是，他们坚持说在联邦共和国内保持着旧的资产阶级德意志民族的残余。使问题更为复杂的是，从一九七○年初起，他们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直在既谈到德意志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也谈到社会主义德意志民族国家，从而在同时既肯定又否定一个德意志民族的继续存在。
    这些言论表明，当对方要在同时得到两样东西时，会谈是多么困难。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联邦共和国那样受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仔细的和积极的注意的。我不懂：这难道不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在另外的情况下就会极力加以谴责的对他国内政的干涉吗？他们难道不是常常甚至试图唆使我们的公民违抗其国家的法律吗？
    目前，使我们的民族状况问题变得突出起来的问题，莫过于柏林问题了。
    如果谈到在欧洲中部实现和解的话，在柏林市内及其周围实现和解实质上是不能排除的。联邦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始终采取明确的立场，而且已在一九七○年六月七日为了要同苏联谈判而公开表示了这种立场：不言而喻，四国谈判的结果将保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同柏林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通往西柏林的通道不受干扰。如果没有这样的保证，就不可能使关于宣布不使用武力的条约付诸实施。
    相当长的时间以来，一直在进行谈判，讨论尽管存在某些互不相容的基本立场，是否能够和如何能够就柏林问题达成满意的解决办法，对联邦政府来说，它将就将要采取的态度同西方三国保持最密切的接触，这始终是理所当然的。我在这里可以说明一点，即在近几个月来，西方四国政府间的合作已达到空前紧密的程度。在关于柏林问题的解决办法必须包含的标准和内容问题上取得了完全的一致意见。
    这包括某些要求，在我还担任柏林市长的时候，这些要求曾给我的脑海里留下深刻印象。那时我是希望看到通过联合的政治努力使柏林成为我们的基本法的意义范围内的一块联邦共和国的土地的。局势一直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而不是朝着可能使西柏林变成一个所谓独立政治实体的方向发展。
    我还可以说，联邦政府期望莫斯科条约促进和加速对柏林问题的谈判的想法已经成为事实。当然，我们在四大国面前还没有实际的权利，但是，即使是苏联也已经不再否认我们对于柏林问题取得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有切身关系。
    联邦政府同对柏林负有义务的国家一致认为，对于这种极其复杂的谈判一定不能施加时间的压力，在这种谈判中毕竟需要把二十多年的发展结果考虑在内。我经过考虑后不想对时间表提出任何预测。但是请允许我再次强调一下目标：柏林问题的解决办法必须考虑到现有的现实情况。那意味着，通过东西方之间为一段时间不加限制的时期达成的协议，西柏林必须在人力可及范围内不受任何扰乱，并为这个城市开辟今后的和平发展的前景。必须使作为冷战对峙的象征的柏林变成位于进行和平合作的欧洲心脏的体现互相尊重的睦邻和友好关系的象征。
    联邦政府最强烈地谴责扰乱柏林通道的做法。那是怀着施展压力的意图，为了想要显示实际权力而作的徒劳无益的尝试。扰乱通道就是扰乱谈判。
    显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改用新的借口，就在以就通道的通行无阻问题取得协议为目的的谈判正在进行的时候使局势趋于恶化。我们的答复只能是一个政治性的答复：除非在解决办法中保证通道上自由和无阻通行的权利，否则柏林问题就不可能解决。
    我们的政策并不是失去平衡的，它仍然建立在西欧合作的进展、大西洋联盟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已经得到证明的友好关系的增进的基础之上。我们坚定地站在西方大家庭中。同我们的朋友和盟国建立紧密的和牢不可破的伙伴关系，不仅是我们为建立欧洲的持久和平而共同努力的基础，而且也是一个重要的目的。总之，我想说，我们的出发点是下面的事实和期望：
    一、在历史进程中，在联合国宪章中所规定的自决权利也必须适用于德国人。
    二、德国仍然是一个现实，尽管它分裂为不同的国家和社会制度。
    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政策事实上是致力于维持和平，它也要求通过协议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立正常的关系。
    在卡塞尔提出的包含在二十点中的一项条约的原则和要点，对于我们仍然是谈判的有效基础。
    四、柏林的合法地位绝不能受到损害。在由负有责任的三国所准许的权利和任务的范围之内，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将在确保西柏林的生存能力比以往更有保证方面起自己应起的作用。
    五、四国关于改善柏林及其周围形势的谈判如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联邦政府就能把一九七○年八月十二日同苏联在莫斯科签订的条约提交立法机构批准。
    六、在政治上和时间上说，立法机构同样也需要对一九七○年十二月七日同波兰在华沙签订的条约作出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