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刊承认：尼克松上台以来美对外政策继续遭到失败 [复制链接]

    哀叹美在世界上面临“冷雨凄风”的局面，“尼克松主义”解决不了问题；鼓吹美在全球展开一种“新型的积极活动”，加强政治、经济渗透和外交攻势，而不要只依靠军事力量
    【本刊讯】美《新闻周刊》在十二月十四日一期上刊载了一篇题为《在全球积极活动的新作法》，摘要如下：
    尼克松主义最显著的特点也许是它的温和、几乎是处于守势的语调。象基辛格、莱尔德和罗杰斯这样的尼克松主义的鼓吹者说，这是为重新使美国适应世界新的现实而作的努力。但是他们所看到的世界是一个冷雨凄风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苏联在核方面造成的威胁越来越大；从以前的各殖民帝国中产生了一些不稳定的新国家，西欧和美国人民由于越南局势而受到创伤，不愿承担全球性的责任了。
    总之，尼克松主义对世界的看法，明智地诊断出这些问题，但是却没有提出它本来可能提出的那么多可能的解决办法。
    然而，要是把美国对外政策造成的所有灾害都归咎于尼克松政府，那既不公平，也不确切。如果是汉弗莱而不是尼克松在一九六八年当选总统，他同样也会受到沉重压力，要他应付落到这个国家头上的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不幸。曾经庇护过一代美国人的那座对外政策大厦，已经沉陷到越南的泥沼里了。这座大厦的管理人——如罗斯托、腊斯克和麦克纳马拉——已由于随后引起的充满怨恨的国内辩论而名誉扫地了。也许最重要的是美国人从他们早先的历史中得到这样的教训：他们在世界上承担着特殊的使命；马歇尔计划和反共十字军运动就是本着这种充满信心的信念进行的。但是在六十年代末期的美国，人们不管是对自己的信心，还是对他的国家的信心，看来几乎都可以借用一句军事术语来说明，就是在战斗中死亡了。
    这样，在尼克松政府上台时，它在外交方面所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是在国内恢复信心，和确定新的实际可行的国外目标。本刊记者所访问过的大部分专家都认为政府在这两方面都不能算是取得成功。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所的讲授美国对外政策问题的教授罗伯特·奥斯古德说，“一个政府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时候是有责任估定各种基本倾向的。如果它已经宣布了一个基本上是精简的主义，那么它就必须解释一下它准备怎样去实行它。我看不到有什么这样的迹象。”
    确实，许多研究外事问题的专家都认为，与其说尼克松主义是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一种联贯一致的概括性的看法，不如说它是一个粗略的计划。哥伦比亚大学的布热津斯基说，“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对国际事务所承担的义务是由历史决定的。它是不能取消的，剩下的唯一一个有关系的问题是它将采取什么形式和目标。”
    更确切地说，承担布热津斯基所谈到的那种国际主义义务是由无数美国公民和公司所决定的，他们在美国力量的庇护下同外国建立的联系，是任何政府计划所不能比拟的——也是不能加以取消的。
    国际贸易对美国繁荣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一般人所认识的程度。美国的铁矿砂的三分之一，铝和铁矾土的百分之八十九靠进口。去年，效率很高的美国农民输出了价值六十六亿美元的农产品，占耕种面积五分之一土地上的产品。
    海外投资是任何一届美国政府都不能忽视的另一项国际义务。美国现在单单在欧洲一地的投资大约就值一千亿美元。事实上，许多美国企业家承认，在欧洲销售的货物使他们不致在目前美国国内经济衰退期间遭到灾难。
    鉴于美国、西欧和日本在经济、交往和心理上的紧密联系，一些专家说，华盛顿不应当再把它同其他工业国家的关系看作主要是对外关系了。因为在东京、巴黎和波恩作出的决定，同美国国会通过的一个法案一样能够直接影响美国公民的日常生活。因此，那些研究国际事务的人几乎一致认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利益是西欧和日本。国务院的一个欧洲事务专家说：“像六十年代中的前几届政府一样，这届政府不能把力量集中在欧洲。结果是，我们说空话，欧洲人摇摆不定。”
    因此，作为确定美国切身利益的第一步，华盛顿将开始维护它在西方联盟中的政治领导地位，办法也许是就像它一贯强调它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联系那样强调它同共同市场的联系。布热津斯基说：“今后几年将要发生的比较重要的和有希望的变化必将涉及西欧和日本。这些地区是否能在经济上继续发展和保持比较民主的政治形式呢，这一点对于能否逐步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制度的影响，比对于美苏关系很可能出现的改变的影响，将更具有决定性意义。西欧和日本为国际关系提供很大的可能性，因为它们同美国一样，是站在科学和技术革新的最前列，它们是全球最重要的地区。”
    如果说人们对美国在一个工业化的世界的利益是意见一致的，对于美国在不发达世界的利益就不是这样。的确，近来在负责对外政策的人士中间发生的极其激烈的辩论是和美国对于“新兴”国家应起的作用有关。前大使加尔布雷思写道：“我们的对外政策遇到灾难的地区就是了解情况的人所一致称为第三世界的地区。对这个世界，我们不能干涉，也不需要干涉，然而我们却进行了干涉。”另一方是约翰逊总统的前国家安全问题顾问罗斯托，他认为美国要是放弃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那将使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苏联和中国的变化。
    但是，这两种意见之间是存在着取得相当大程度的一致的基础的。大多数专家认为，美国援助贫穷国家谋求发展的努力以及帮助它们置身于大国斗争的范围之外，将适合美国的利益。这样一个政策将意味着美国必须通过像世界银行和联合国之类的机构给不发达国家提供大量的金钱和专门的技术知识。这个政策也要求美国不再强调在军事上卷入这些国家的局势。（尽管这种看法在很多情况下也许是对的，但是如果拉丁美洲的革命变革直接威胁美国的利益的话，或者如果是由像苏联那样的外部强国煽动的话，那么美国也许是不可能忽视这种革命变革的。）
    这样，实际上专家们似乎是主张在全球展开一种新型的积极活动——这种作法承认美国的力量既是有限的，也是巨大的；这种做法主要依靠经济、政治和外交措施，而不是依靠军事力量。
    总统要是向他的国民阐明七十年代的世界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所继承下来的世界是如何的不同，他就能够在这方面作出开端。这将要求他承认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冷战已经逐渐消失了，苏联正在成为一个像美国一样的全球强国；用哈尔普林的话来说：“正是由于我们卷入了世界，我们必须同意让苏联卷入。”
    这还将要求总统更迅速地采取行动，使美国为接受共产党中国作为世界大家庭的一部分而做好准备。
    这将只不过是一个开端。因为，对美国人来说，承认美国和俄国——也许在本世纪末以前还有中国
    ——在世界上彼此纠缠在一起是一回事。了解并且接受这种纠缠所包含的危险是另一回事。甚至最开明的美国对外政策——推进国内的实际利益和鼓励建立一个人道正义的世界——也会不可避免地同其他国家的带有竞争性的利益发生冲突。白宫和国务院的制定政策的人们应当明确讲明哪些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并向美国人民说明他们打算如何保卫这些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