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托在“五一”前夕对“战斗报”记者的谈话 [复制链接]

    【本刊讯】“战斗报”在５月１、２、３日以“在社会主义中重要的是人道主义”为题，连续刊载了铁托在“五一”前夕同“战斗报”社长萨腊伊契奇和外交编辑斯莫累的谈话。内容如下：
    铁托同志担任我党总书记即将二十年了。在任总书记前，他已经做了二十七年革命工作。
    １９３７年铁托同志担任了南斯拉夫共产党总书记。这件事标志着我党生活中具有决定性的转折点，同时也标志着我国人民和我国历史发展中的具有决定性的转折点。在铁托同志领导下，党内状况得到了彻度的改善，制订了新的方针，并在人民中间建立了巩固的群众基础。所有这一切对于我国进一步发展都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我们向铁托同志祝贺五一节的时候，使他回忆起这样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周年。我们请他谈了二十年前，他是在怎样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党的领导地位的。领导党二十年
    我们请他简短地谈谈对党进一步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的变化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发生的。我们问他在这段时期内主要的任务是什么？
    铁托同志说：“整顿党内的状况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也是最困难的任务。”
    铁托同志还在１９３６年就担任南共中央组织书记。他回到祖国，立刻就着手在国内建立中央委员会。一年以后，他当选为南共总书记。
    铁托同志说：早在１９３５年共产国际就开始讨论南共的状况。一年后，撤换了旧的领导，但是没有完全撤掉，戈尔基奇还留在党的领导中，他担任党的总书记，我担任中央委员会组织书记。
    铁托同志略想了一下，继续说：我接受这个职务之后，就坚决地主张，为了整顿党内状况，把党的领导安置在国内是极重要的。党的领导在国外不好。党的领导应当直接与党员接触，应当密切地联系劳动群众，因为不这样，就不能设想顺利地进行工作。
    我们问铁托同志，当时这种思想是否被采纳了。铁托同志回答说，只是采纳了一部分。决定中央委员会一部分仍留在国外，一部分在国内建立。
    委派给我的任务是回国建立中央委员会的国内部分，它由原在国内的同志组成。当时的条件异常困难，大部分杰出的党的工作者都在服苦役。派系毒化了党内状况。但我还是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这是１９３６年的事。我在国内建立了领导，这个领导是由一些以自己的工作，以其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坚决反对派系斗争而著名的同志组成的。这些同志中有：卡德尔、兰科维奇、利巴尔、米卢丁诺维奇、莱斯科谢克等。国内的领导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它对巩固党内状况和党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铁托同志继续回想着说道：我在这段时期内跑了很多路，一会在国内，一会在巴黎。
    我们问他，甚么时候党内状况才得到了彻底整顿？
    铁托同志说：党内状况，实际上在１９３７年戈尔基奇被撤除领导职务的时候，才开始得到真正的整顿。以后的发展和我们所取得的成就令人信服地证明，我们得以消灭派系和整顿党内状况，这具有何等巨大的意义。
    我们问铁托同志，依靠什么东西完成了这个重大任务？
    铁托同志说：还在１９２８年当我任萨格勒布市委书记时，我就了解到派系斗争所带来的危害。１９２８年在萨格勒布市召开的第八次代表会议上，我们这些反对派系斗争的人第一次获得了胜利。在代表会议上左派和右派都完蛋了。代表会议谴责了这两个派别，特别是右派。
    铁托同志接着说：我作为一个党的工作者看到了，只要在党内笼罩着派系斗争，就不可能有秩序。我看出，在党中央委员会里实际上是在为争夺地位进行着无原则的斗争。领导没有真正联系党员。它脱离了人民。
    铁托同志说，萨格勒布组织在１９２８年采取的反对派系的方针，产生了巨大的效果。萨格勒布党组织在当时非法的条件下拥有二五○个党员。这个数目在那时候是很大的。遗憾的是，铁托同志和其他同志被捕并派去服苦役。
    铁托同志接着说：我于１９３４年当选为区委书记。同志们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去维也纳，看看究竟是谁在党中央委员会里，因为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的缺陷。在维也纳，我找到了戈尔基奇、什米特、波波维奇、乔皮奇等人，他们之间进行着派系斗争，每个人都在争取群众。显然，这样会对国内状况产生很不好的影响。
    铁托同志于１９３４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并被派到卢布尔雅那去组织第四次代表会议。整顿党内状况
    我们请他谈谈党内的情况是怎样进一步发展的，特别是共产国际要解散南斯拉夫共产党之后的发展情况。
    铁托同志说：在１９３５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曾提出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问题。我是南斯拉夫代表团的成员，又是南斯拉夫在共产国际的报告人。代表大会讨论了在南斯拉夫代表团成员中谁应当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问题。代表团建议我参加。戈尔基奇不满意这点，但是还是勉强同意了。但是，马努依尔斯基和斯大林都不满意让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建议。他们强迫接受戈尔基奇参加，但是，不是作为执行委员会的委员而是作为后补委员。他们想以此来处罚南斯拉夫代表团。他们对我党采取的这种态度，使我感到很难过。这并不是因为我没有当选为执委会委员，而是因为我看出了要继续奉行一种不是整顿南共状况的政策。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证实了这点。在维也纳南共中央工作的人们仍然在进行派系斗争。因此南斯拉夫的问题于１９３６年又重新提到共产国际的议程上。马努依尔斯基和季米特洛夫提出如何进行工作的问题。
    季米特洛夫问我：“你认为应当怎样做呢？”
    我回答他说：“只要党的领导设在国外，党内情况就无法得到改善。”我要求把领导迁移到国内。我同样也反对接受外国的财政援助。我坚持党应当自立，必须自己解决财政资金。
    他们问我是否能够达到这点。我回答说能够达到。我当时坚信这点。
    在这时期，铁托同志任中央委员会组织书记，戈尔基奇仍任总书记。后来发现戈尔基奇的有害作用很大，于是在１９３７年把他驱逐出领导机构。
    铁托接着说：他们要我到莫斯科去。当时普遍笼罩着愤怒和不信任的气氛，因此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当时，莫斯科正讨论解散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问题。派系斗争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最激烈的派系是在米特罗维查的米烈基奇。我接受了整顿党内状况的任务。皮雅杰同志坚决地同派系进行了斗争，他在服苦役时对消灭这个危险现象有着卓越的功绩。我曾给服苦役的同志们写过几封信。皮雅杰同志被委任整顿党内状况。他坚决地完成了所接受的任务。
    我到了莫斯科，当时有许多人认为我将被逮捕，因为那时的气氛是这样。但是我若不到莫斯科去，也许党就被解散了。但是，我相信党，相信党的干部。我认为派系斗争，一点也不意味着党不能摆脱这种病态，也不是说党内情况不能得到巩固。
    米烈基奇当时正在莫斯科。他骂我是托洛茨基分子。当时建立了一个监察委员会，一个主持这个委员会的德国人对我说：“不要惊慌，瓦尔特，你要冷静些，我知道你不是托洛茨基分子。”可是我真慌了。一个人受到这种谴责，怎会不惊慌呢？！
    当我被任命为南共党的总书记时，季米特洛夫对我说，希望我们胜利地完成整顿党的任务。“你瞧着吧，季米特洛夫同志，南斯拉夫党不是一个充满派系的党，它很快就会消灭派系斗争，并向前发展”。他们对我说，不要发表这样乐观的声明。但是我相信我所讲的话。事实说明我是正确的。我们胜利地清除了党内的派系，并整顿了党内状况。第五次党代表会议，实际上是党的代表大会，标志着胜利完成了巩固党的工作，并且成为反法西斯力量的动员，使党能够经受住面临的艰难岁月。
    铁托同志略停了一下，取笑地说道：当叙述这些事情的时候，好像它们是很快很顺利地过去了。但是，这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可是，如果没有这一过程，就不能实现我们所取得的东西。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加强
    我们就继续问到各方面的问题。坐在铁托同志办公室的小圆桌旁进行的这种不连贯的谈话、这种由于铁托同志的谅解而不受任何拘束的谈话，很快就转到社会主义发展远景的题目上来了。
    铁托同志说：我们的制度在不断地发展。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看到我国今后发展的基本轮廓。今后时期将是巩固和加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经济制度的时期。
    铁托同志在回答我们问他对目前经济情况的想法时，指出情况正在不断地改善。我们可以为工业生产的大大提高而感到骄傲。工业生产平均每年提高１３％，可是今年过去的几月与去年同一时期比较，提高了２１％或２２％左右。铁托同志认为，我们存在着一切可能来进一步发展我国的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消除今天在这个道路上的一切障碍。
    我们问铁托同志对即将召开的工人委员会代表大会的想法时，他说：首先我要指出，工人委员会今天已经巩固了。工人委员会至今所取得的经验，显示出非常良好的效果。当然，也出现了一些不好的东西。但是这无疑地是次要问题。不管怎样，必须要坚决地消除这些不好的东西。我们的经济制度应该不断地完善和发展。我认为在这方面，特别要使我们的工资制度完善起来。这是目前的基本问题，它直接关系到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
    铁托同志表示自己深信，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对于工人委员会目前已取得的经验的分析将会产生很大的效果，它将成为工人自治、我国的经济制度和整个社会制度的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谈到我们要坚决贯彻“按劳取酬”的原则时，铁托同志指出我们还存在着各种违反这个原则的不良现象。这种不良现象是由于过去的困难产生的。必须实行彻底消除这种不良现象的坚决方针。
    我们使铁托同志想起，有时候我们的错误是在于只强调权利，而很少讲到对社会的义务。铁托同志说，在这方面当然必须做更多的工作，报刊在这方面可能起重大的作用。
    铁托同志说：应当向人们解释，对社会有利的东西，同时以个人也有利，为社会工作，也就是为个人的美好生活工作。
    （下转第三版）（上接第二版）社会主义是为了人，而不是为了什么抽象的东西
    铁托同志随后专门谈到对人关怀的问题，强调说这是基本问题。
    他说：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是为了人，为了人的美好生活，而不是为了什么抽象的东西。如果看不到人，也就看不到社会主义的实质了。因为社会主义首先就意味着人与人之间更好的关系。真正的人道主义在社会主义中是极重要的，这一点时刻都不能忘记。
    不久前铁托在萨格勒布举行了一次宴会，在宴会上他和许多企业的工人委员会的委员们谈了话。我们问他，对这次宴会有何印象？
    铁托说：首先我想说，对我十分珍贵的是能有机会和工人委员会及管理委员会这么多委员们谈话。他们给我留下了十分良好的印象。人们简直不能相信，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作出如此多的成绩。当和工人委员会的同志们谈话时，我深感惊奇的是他们在生产中前进得那么快，他们那么熟习，那么富有专业知识地叙说自己企业工作中和生产中极其错综复杂的事情。很明显，我们的工人委员会已完全巩固下来了。在我们面前展开着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伟大远景，因而也展开着我国整个社会机构日臻完善的远景；其中最根本之点是人，是对人的关怀，是真实意义上的人道主义。
    在铁托家里的谈话也涉及到地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些错误理解。毫无疑问，经济中是存在着很多缺点和错误的，但只收集这些缺点和错误而看不到我们已获得的巨大成就，这是不正确的。应该正确地观察事物。错误和缺点必需反对，但也应该看到已获得的成就，而且已获得的成就是很多的。
    铁托同志也指出，在报上经常出现的对厂长们的抱怨，这是错误的。经常把个别厂长的缺点和错误说成了是一般现象。反对这种缺点是必要的；然而，把个别情况说为一般现象则是完全错误的。
    铁托继续说道：应该强调指出，我们企业的厂长们肩负着很重的担子，对厂长的无原则抱怨只会降低和破坏他们的威信，减弱他们的主动性，这是十分错误的。应当经常记着，我们企业的厂长们担负着困难而负责的工作。我们应在这一工作中给予他们充分支持。在这方面，报刊无疑地能大大有助于这种支持。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
    以后话题转向了即将召开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党的第五次代表会议标志着顺利完成了整顿党内状况和动员群众参加反法西斯斗争。第五次代表大会总结了给南斯拉夫开辟社会主义建设大道的革命成果，该会也是为了对付共产国际而召开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意味着为我国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我们问铁托同志，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基本特点将是怎样的。
    铁托同志回答说，要简短地讲出共产主义者联盟这次代表大会将做的一切，这是很困难的。但他还是说出了某些重要之点。
    铁托说道：首先，即将召开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将意味着党的统一在更大程度上的进一步巩固，因而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群众组织——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的统一在更大程度上的进一步巩固。
    没有坚强的组织，没有共产党员磐石般的团结，就不会取得成就。共产党员是起教育作用的指导力量。只有在自觉组织起来的共产党员之间才可能形成这种不可缺少的磐石般的团结。在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下，在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条件下，共产党员的这种作用有着重大的意义。
    铁托同志提到了某些无政府主义的现象。这些现象并不是什么特殊的问题，但对它必需要采取尖锐的方针。必需消灭一切不良的东西，但是，如果从此得出结论说，我们好象压制一切，那是错误的。我们坚决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因而作为我们发展的引导力量的共产党员的团结就更加必要了。
    铁托同志继续说：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大会不仅将是所取得成就的伟大表现，而且还将从思想上推动人们来抛弃世界上某些陈旧观念和方法。在代表大会上，必需要对思想领域中的问题进行总结，提供一定的完整问题。因为要继续发展，就必需在这种广泛范围内来澄清思想。
    铁托同志强调，通过旧的、僵化的教条来看待事物是错误的。必需看到今天的生活。如果认为，处理社会问题的方法和形式中什么也没有变化，那是极端反辩证法的。
    铁托同志提醒说，把无产阶级专政只看作是暴力，教条式地对待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对的。事物在发展着。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中最本质的东西是人民政权。为使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为使它被人民所理解，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需要有人民真正的支持，首先它应渗透贯穿着人道主义。由此可见，并不是说共产党人一旦掌握了政权就应该向旧制度的代表人物复仇，而是说他们必需发展新的关系（铁托同志这时联系谈到我们给旧制度下的人员颁发养老金的问题，说这样做仍然丝毫没有削弱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
    我们从来也没有说过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可是我们经常强调我们反对把无产阶级专政首先看成是暴力。我们的制度毫无疑问包含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因素。在我们这儿，党的作用也是很大的。但是党能起这样的作用，是由于党在人民中享有极高的威信，是由于它以耐心的说服人民的办法进行工作。我们制度的牢固性就在于它真正表达了人民的愿望，由于它是劳动人民的政权。和平是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条件
    我们请铁托同志值此五一劳动节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节日谈一谈国际工人运动的某些问题。首先，我们问他，怎样评价世界上现代社会主义的力量及其前景。
    铁托同志说：没有疑问，今天社会主义已为世界所公认。那儿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那儿就必须考虑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因素日益强有力地冲破着旧社会的孔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在它的内部带着新社会关系的萌芽。朝向新社会的趋势日益强大，在这条道路上的具体成就也日益增多。今天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不可避免的过渡是通过各种不同的道路和丰富多样的形式实现的。
    我们问铁托同志，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应怎样才能对国际工人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加强作出最好的贡献。铁托同志答道：只有那些国家真正地发展社会主义，真正地发展对于新的社会制度是本质的东西，即人类真正的关系，奉行积极的全面的国际合作政策和和平政策，才能做到这点。
    毫无疑问，在这方面，南斯拉夫是占显著地位并且起着非常重大作用的。实质上，我国的全部政策，内政也好，外交也好，都是贯注着国际主义精神的。南斯拉夫以其国内的实践、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工人委员会的发展和对人的关心等，对世界上社会主义的威信作出了许多贡献。
    随后，铁托同志指出，今天世界上已公认这样的看法，即任何国家都有权选择自己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点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又问铁托同志，和平问题和世界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问题的关系怎样。
    铁托同志说：不容争辩，今天和平是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组成部分。这就是说，今天的世界和平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有着直接的联系。今天，只有在和平的条件下，人类社会才可以顺利地朝着较高的社会关系发展。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加强在决定意义上说，取决于世界和平的稳定程度。和平愈稳定，国际工人运动就愈强大，全世界就会更快地走向社会主义。因此，共产党人的职责就是最大限度地致力保卫和稳定世界和平。
    我国为国际间积极共处和同一切国家全面合作的斗争，不仅完全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而且是对进一步加强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最有力的贡献。因为显而易见，工人运动只有在和平条件下才能顺利发展。
    铁托同志接着说：无需争辩，集团以外的国际间的积极合作政策是符合于目前世界要求的，也就是说，它是符合于人类进一步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要求的。
    最后，铁托同志因白天事务繁忙，不能允许他对上述问题详谈，他对此表示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