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萨尔巴里的星星之火已在印度燎原 [复制链接]

    【本刊讯】香港《远东经济评论》六月十八日一期刊登了纳扬·钱达从加尔各答写的一篇文章，题为《纳萨尔巴里派——正在兴起的风暴》，摘要如下：
    今天在加尔各答城里的墙壁上写了无数的标语：“纳萨尔巴里的星星之火已在整个印度燎原”。这种说法是夸大其词的，但是三年前在西孟加拉邦的纳萨尔巴里乡的农民起义已表明它不仅仅是一次昙花一现的事件。
    关于极端派共产党人（统称纳萨尔巴里分子）在农村越来越多地采取暴力的消息继续大量地在报纸上刊登出来。纳萨尔巴里分子在列宁诞辰一百周年那天举行了一次引人注目的示威游行来庆祝他们的印共（马列）成立一周年。这次示威使每个人都感到意外。在他们的喉舌《爱国者》周报里事前既没有开展宣传运动，甚至也没有发出要举行一次大会的号召。
    但是在四月二十二日下午，市中心的加尔各答广场成了奇怪景象的场所。数百面小红旗和小红书出现了；一幅幅巨幅的毛泽东、列宁和纳萨尔巴里派的“烈士”的画像突然打起来，在几分钟之内，几乎有四万名青年男女开始游行，高呼他们的党和毛主席“万万岁”。齐声呼口号的年轻人严守纪律，最后分散成街道上的人群，这使得沿途三英里道路的观众感到惊讶。警方说，他们事先不知道这次游行，因此而遭到邦长的训斥。这个一直是一个地下组织的印共（马列），竟能在加尔各答警察当局的鼻子下面搞了一次如此有效的有组织的行动，使人们感到非常震动。这次显示力量所以更加引人注目，是因为它发生在纳萨尔巴里分子在该市进行了为时一周的攻势之后。每天袭击中小学校和大学，烧毁甘地的画像和书籍的事件已使国大党领导感到丢脸，并使全国突然晓得了“纳萨尔巴里的危险”，而且上述行动在那次示威游行之后仍在继续。
    自从印共（马列）去年四月建立以来，它就宣称信仰毛泽东主义关于打一场持久的人民战争，把印度从封建主义、买办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战略。因此，大批学生干部离开学院和大学，分赴农村各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建立农村根据地。各个城市，特别是加尔各答的警方因为摆脱了一些最好闹事的分子而暗中高兴。去年底秘密散发的印共（马列）的《策略方针草案》断然宣布，城市是处在“白色恐怖”下的地区，他们不应在那里建立群众组织，也不应进行任何“民主斗争”。工作重点放在建立党的秘密基层组织，以便向工人做政治工作，并为农村征集干部。
    在党的理论家查鲁·马宗达要求他们不要容忍对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中国人民”的任何侮辱的时候，他们很快就想到用暴力抵抗反华宣传。三月三日，在同时进行的袭击中，十二家电影院被捣毁，以制止放映描写中巴勾结反对印度的一部印地语影片。这部影片立即被撤回了。
    虽然印共（马列）的主要任务武装斗争是在农村中进行的，但是它将不允许城镇变成“资产阶级恐怖的据点”。据宣布，“将以红色恐怖代替资产阶级恐怖，而且最近的事例已证明这一点是可以办到的，因为人民站在我们一边。”
    虽然没有明确地讲出来，但选择学校作为“红色恐怖”的目标是同马宗达最近号召学生放弃在“腐朽的旨在培植奴隶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中学习有关系。在这方面，马宗达指出，中国学生停止学习两年，来参加文化大革命。而且，最近的一些行动的目的看来是要促使最好斗的分子参加行动，以训练他们进行敏捷的打了就跑的袭击，然后可以把他们派到农村中去。这些行动也可能是要使警察留在城市里应付动乱，从而缓和警察在农村地区施加的压力。
    不论动机是什么，这些行动已经表明警察在这种游击式的袭击面前是多么无能为力。
    许多官员在私下承认，虽然像焚毁甘地书籍和画像这样的事件并不对国家的安全构成任何严重的威胁，但是极端主义的思想对于不满现状的学生和青年的吸引力日益增加却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官员们指出，西孟加拉邦的一些主要学校，包括工学院和医学院成为纳萨尔巴里派的据点，这件事表明了失业问题的严重性。警察的措施只能迫使他们转入地下，逼得他们跑到农村去制造更严重的麻烦。
    在农村，农民的日益增多的暴力行动，虽然没有怎么宣扬，但却是比城市里的零星的袭击具有大得多的潜在的严重性，因为印度人口百分之七十五以上住在农村，而纳萨尔巴里分子又是把他们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农村。在过去两年中，加尔各答有大批大学生，其中许多人学业甚优，远去他乡——从北方邦特莱地区的荒山辟野到阿萨姆邦的丛林，以便建立毛泽东主义的农村根据地。最初他们设法向农民说明进行阶级斗争的必要性，有时还组织无地的和穷苦的农民抢夺收成。
    印共（马列）成立以后，查鲁·马宗达提出了一项指导方针，这个方针立即得到了乡村中好斗的干部的赞同。在林彪的只有实行游击战争，才能充分动员和高度发挥全民的力量，去同敌人进行斗争的论断的鼓舞下，马宗达号召“开展一个用游击战方法消灭地主及其代理人的运动”。他说，对农民进行政治教育虽说是好的，但在发生一个“行动”以前并非总是最重要的事情。最好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没有参加印共（马列）的一些分裂派集团谴责这个指导方针是反毛泽东主义的，是切·格瓦拉作风。但是印共（马列）没有被这些批评吓住，一直在进行它所说的对阶级敌人的“消灭运动”。
    西孟加拉邦受袭扰最严重的地区是加尔各答南边的米德纳普尔县，该县与比哈尔邦和奥里萨邦森林茂密的地区相邻接。戈皮巴拉夫普尔和德布拉两个警察分局管辖的五百个村庄中有许多村庄成了纳萨尔巴里分子的“解放区”——至少是在夜间。他们迄今已杀死了三十名地主及其代理人。
    通常采用的方法就是在“人民法庭”上审判（缺席审判）地主，然后用伏击或袭击他们的住宅的办法将其处决。到去年年底，袭击变得如此频繁，许多地主显然不相信警察的保护的有效性而逃离农村。农民成立了农会来填补这个真空状态。但是小地主们在接受农会规定的条件之下留了下来。（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
    虽说在装备有自动武器和步话机的东部边界步枪队的二千名精锐士兵到达以后，局势有了一定的好转，但使地主恢复信心是很困难的。所进行的大规模的扫荡运动迄今为止没有取得多大结果。警察只抓到一名领导人。其他一些人把他们的游击行动扩大到一些新的地区，使得警方人力更为紧张。
    但是比杀死一些地主的事件更使当局忧虑的是当地人民的态度，看来他们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据说其选区就是米德纳普尔的前首席部长慕克吉在私下说过，纳萨尔巴里分子由于惩办“恶霸”而得到了拥护。
    因此问题的症结大概就在这里。政府在过去二十年中忽视农村问题的做法已开始以一些地主被杀的形式付出代价。一场风暴正在兴起。
    【本刊讯】《印度斯坦时报》六月十五日刊登了该报记者德·森写的一篇文章，题为《纳萨尔巴里分子在活动》，《在难民和中等阶层中获得了新的势力》。文章说：
    在加尔各答的墙上几乎找不到一块地方没有涂写各种各样的标语和口号。
    最花梢和最大胆的是纳萨尔巴里分子涂写的那些标语和口号。在远离这个喧闹不堪的东部大城市的那些一度比较平静的县城里也用柏油涂写了向毛泽东致以红色敬礼的标语和鼓励印度人加快革命步伐以挫败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对中国进攻的标语。这些标语向人民担保一定会赢得胜利，因为“毛主席就是我们的主席，中国的道路就是我们的道路”。这样的标语甚至涂写在公共汽车和火车上。
    纳萨尔巴里运动除了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占西孟加拉下层中等阶层中很大一部分的难民来维持以外，它还具有某些其他的特点。第一，他们在农村选择活动地点的时候迄今为止一直没有进入那些存在由印共（指丹吉集团）、印共（马）（指印修）或其他左派党领导的有组织的农民运动的地区。他们选择的第一个活动地区是大吉岭县的纳萨尔巴里，他们已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的另外两个地区是米德纳普尔区的戈皮巴拉夫普尔和德布拉。
    第二，纳萨尔巴里和戈皮巴拉夫普尔在地理上极其相似。这两个地区都有相当大一部分居民是部族人，他们大多是没有土地的，历来都是遭受剥削的。这两个地区都位于森林附近，实际上毗邻着由不同的、甚至是独立的当局管辖的地区。纳萨尔巴里靠近比哈尔的普尔尼亚县，两侧是尼泊尔和东巴基斯坦，离锡金也不太远。戈皮巴拉夫普尔并不靠近任何国际边界，但是它与奥里萨和比哈尔接壤。这三个邦接壤的地区都是森林，很不容易进入。
    纳萨尔巴里运动还有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它的农民斗争从来都不是由当地的农民领导人发起的。他们似乎依靠来自加尔各答或其他城市地区的党的工作人员。如果认为纳萨尔巴里运动在城市地区和乡村地区的发展是相互独立地进行的，那是不正确的。这两者是有联系的，但是这种联系就只是来自城市地区学生和其他青年担负着领导农民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