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成功地培养青年一代具有高尚革命品质 [复制链接]

    【本刊讯】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党中央机关刊物阿文《圣战者》周刊最近一期刊登该刊编辑（阿联人）萨德·扎赫兰写的一篇祝贺我国庆的文章，热烈赞扬中国二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文章标题是《中国革命的第二十个节日中国革命最大的成就是什么？从树皮到米饭从文盲到原子技术》，详细摘要如下：
    今天，世界已看到文化革命事件揭露的中国社会经历的激烈的思想斗争，这保证了中国革命的继续，使之免受复辟因素、僵化危险和未老先衰的侵蚀。
    今天，中国革命者有权自豪地瞻仰那丰硕的成果，除了战胜那旧中国最重要的标志——漫长的饥饿之外，在科学、文化、教育以及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胜利。
    我们不妨提一下，中国革命二十周年大庆是接踵“九大”闭幕而来的。在“九大”，正式宣布了文化革命的成功，选出了保证把毛泽东思想置于实践的领导。这个事件，我们是很难夸大它的重要性的。文化革命的成功，对于保护中国革命的纯洁和发展来说，其重要性不亚于人民解放军二十年前消灭蒋介石的军队和进驻中国的首都。
    如果说对文化革命的意见可以有所不同，那么有些成就首先是教育方面的成就，全世界就只能予以承认。中国已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扫除文盲（革命前文盲约占百分之八十）。在扫盲之后，中国已能够为它所有的子女提供享受免费教育的权利，高等教育和大学发展得特别迅速。在这方面，西方观察家们估计，中国在全世界中增长率最高。加因·加克·沙拉伊格尔在一本书中提到：中国大学生等于过去十年的百分之八百，美国为百分之二百二十，苏联为百分之三百。
    在高等科技方面，中国使世界吃惊，证明了中国非常迅速的发展。如果说由于安全的考虑使中国没有公开宣布在这方面所取得的许多成就，那么中国在爆炸原子弹后三十三个月（两年前）就爆炸氢弹一事，已引起了许多人对中国在现代物理科学和在原子武器方面所实现的飞跃事实的注意。当时，许多西方观察家们按照最好的估计是：中国在七十年代中期才能制造氢弹。那些观察家们还就从原子弹到氢弹的间隔时间作了比较。在美国为八十八个月，而中国却只有三十三个月。
    同样，中国没有公布很多生产数字（这也许与国家安全原因有关），但是，向世界广播的一部分数字，证明最近几年——与西方通讯社宣称的相反——是经济跃进的年头。例如新华社在上个月所广播的：中国石油的开采和提炼，一九六九年比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九六五年增加了一倍。这样，中国已成为一个在石油生产方面自给的国家。而在一九四九年前，中国进口差不多所需要的全部石油及副产品。所有的观察家还看到：尽管连续发生自然灾害，但是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产量还是很好的。中国农民不但有够自己消费的，而且按照中国领导关于必需备战备荒的指示，每个公社都有一个大仓库。
    在上个月，中国又出现一个使世界震惊的事实：中国还清所有的外债。英国《泰晤士报》对此评论说，无论如何，中国有着负债累累的英国予以嫉妒的东西。
    中国的经济进展不仅依靠发挥技术力量，而首先是发挥人民群众特别是城市的产业工人和乡村贫下中农（这是居民中最贫困阶层）的精神和思想力量。也许文化革命的社会精髓归结于放手发挥这些阶层的力量，使之成为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有效力量，反对在党和国家机关中造成对劳动阶层和阶级进行压迫和控制的、经济上形成特权阶层的官僚主义倾向。培养群众使之通过在工厂、公社成立的数万个革命委员会进行工作，广泛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从而使群众有无数的机会，反对任何人利用职权危害群众利益所犯下的错误和失职。在那里，群众经常是有最后决定权的。当劳苦群众掌握决定权和对全体人进行真正集体精神教育的时候，精神刺激便成为基础，接受艰巨的工作和“为人民的整体利益”作出各种牺牲便成为可以实践的口号。
    如果《泰晤士报》嫉妒中国已还清所有的外债的话，那么整个西方更应嫉妒中国所具有的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中国青年和所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青年之间的本质差别。西方的头头们，由于惧怕所有革命的和新生的东西，多年来一直在转移青年一代对政治和公共问题的注意力，开动宣传机器使青年生活塞满低级的、表面的和庸俗的东西，这是第一。第二，西方的头头们认为进步的唯一标准是庸俗的物质标准，或者用他们的语言说是“消费”。
    如果说中国的领导在漫长的、丰富的历史中，已经作出了许多奇迹的话，我们认为这最大的奇迹就是成功地吸引数千万中国青年到活跃的政治生活中来，使之走上具有高尚的人类理想的、充满牺牲、大公无私和对劳动人民真正热爱的、革命的纯洁道路，如果说中国今天由于革命的许多成就掌握着许多西方资本帝国主义所嫉妒的东西，那么，毫无疑问，这青年，这新中国的人民，是黄金储备，是中国最宝贵的财富，这是比其他任何东西更加激起帝国主义分子嫉妒的。（本刊注：原文最后一段是黑体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