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报载文说我今年收成是农业史上最令人惊异的进步 [复制链接]

    【本刊讯】巴黎“世界报”１０月１２—１３日合刊第一版刊载文章，题目是“中国农业突飞猛进，主要粮食总产量一年内增加了７０％”。文章摘要转载如下：
    １９５６年１月我从中国回来后，曾经向读者介绍看来非常重要的中国农业发展的前景（请参看１９５７年出版的“中国农村的革命”一书）。有些人指责我过于乐观，硬说我随便接受宣传的材料。那末我们在１９５８年秋季面对着怎样的情况呢？
    这个国家今年“主食”的收成原订为一亿八千五百万吨，可是今天估计在三亿吨和三亿五千万吨之间。至于原棉，产量将达三百五十万吨，约等于１９５７年数字的一倍。油料作物直到去年在中国仍然非常缺乏。大豆产量是一千二百五十万吨，“仅”增加２５％，但是产量达六百万吨的花生则增加了１２４％。小麦产量为四千万吨，增加了７０％，第一次超过了美国，非常接近于苏联的产量。中稻产量为五千六百五十万吨，“仅”增加４０％。
    在中国地大物博的“大陆”上，粮食收成一年内增加了６０％到９０％，看，这就是世界农业史上一个绝对空前的事实。气候条件并不能提供充分的解释，因为从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５７年，好收成和坏收成的产量距离从未超过６％。在中国，雨季没有象在印度那样产生影响，印度产量总数的变化是很大的，因为雨量的不调和能够影响到几乎整个大陆。
    从１９４０年到１９４４年四年中，美国在它生产增长最快的阶段增长了４０％左右，而这是利用了直到那时荒着的土地的全部生产能力的，加上使用未充分使用的拖拉机、使用半开工的肥料厂。中国已经规划出１２０种类型的拖拉机，但是制造的还很少，而它的肥料厂，其生产能力还只能同巴尔干各国的产量比较。
    那末情况究竟怎样呢？中国在１９４９年拥有２１５０万公顷的灌溉土地，这是两千多年以来工程浩大的成就。在１９５５年到１９５６年，这个灌溉面积增加到２７００万公顷，随后在一年内增加了８００万公顷，这也是史无前例的。仅仅在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５８年的这一年度中，人们宣布新灌溉的土地达三千多万公顷，就是说，在１５个月或者１８个月期间，人们实现的比两千年灌溉的面积还多，比美国在一个世纪所灌溉的１４００万公顷的土地多一倍以上，而美国所使用的机械力量远比中国所拥有的大。
    因此，目前中国一亿一千六百万公顷的可耕土地的５６％，就是说六千五百万公顷现在已经获得灌溉。剩下的五千万公顷的土地的４０％，就是说需要特别充分劳动力的二千万公顷土地，至迟将在未来三年内加以灌溉。还需要更为确切地来说明，人们所称“‘灌溉’”土地的涵义，这当然不是说到处都完全控制了水，不过已经实现的灌溉却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没有它将不可能解释产量会有如此迅速地增加。
    灌溉提高产量并使它正常化，可以在一年内播种两次，使就业机会和收成同时增加。施肥似乎是增产的第二个因素。
    中国农民对１９５５年到１９５６年冬天所实行的大规模的集体化的反应，直到现在仍然是个谜。如果大多数农民不积极志愿地参加，许多山就不可能被开成梯田，这些梯田用石块围砌起来，而这些石块是人们从河床里背上来的；在我看来，中国的党善于通过很长时间的“解释”，使权力和经过考虑的同意结合起来。
    从１９５８年起，中国平均每人的粮食约在半吨左右，而不是象在１９５７年平均每人只有二百八十五公斤粮食。这样中国仅在谷物方面，超过了欧洲的数字，而在牲畜产品方面，还远远落后于欧洲。中国是否真的在这方面很落后呢？根据９月３０日“北京周报”报道，毛主席在６月间接待应举合作社的领导人时，根据当前农业收成的情况，确定“１９５９年或者１９６０年的目标是每年每人消费谷物七百五十公斤（主食）、五十公斤猪肉、十公斤植物油和十公斤棉花”。他又说，“这只不过是一个开始”。而这个标准已经将在一两年内在粮食水平方面把中国置于西欧和东欧之间，在这方面不久将赶上苏联。
    如此迅速发展的影响是异乎寻常的。乡间的小高炉、可以生产铁、铸铁和铸铁和钢，这些小高炉的建立需要花很大的劳动力，但是，建立时所费的铁却远比大型的高炉少，在经济济发展的初期，在很长的年代里，这些高炉“自己消费了生产”，就如同苏联所经验的那样。今年年初人们建议在１９５８年建立一千三百个高炉。而在７月底，已经出现了四万五千个高炉，每天出铁三千三百吨；９月１０日出现了三十五万个高炉，这时已有二千万男女农民直接从事于冶炼工作。因此，在１９５７年钢铁产量为五百三十万吨，而１９５８年将增加到一千零七十万吨。已经预定在１９５９年生产二千万吨，这将比法国生产的还要多。如同农业计划一样，所有工业计划的数字在目前中国月月被推翻。
    纪兰报道的一所农业学校的情况特别使我感动，农民学生们一面在上课，一面劳动用的牲口、大车、犁和锄头在等待他们，他们照常参加劳动，他们一走出学校就拿起他们的工具。虽然令人感动，不过就是在这个学校里，也没有忘记政治理论教育。如果我们不加把力的话，中国农民的文化水平有可能在不到一代的时间内超过我国农民的文化水平。
    在国际方面的影响也不是小的。最近呈现疲软的国际谷物市场，着重表明担心谷物的大量出口。全世界每年生产的拖拉机不到一百万辆，但是为了使中国全部机械化就需要五百万辆。在１９５２年，我就曾经强调指出，对所有不发达的国家来说，劳动的投资可能是最大的积累来源。
    中国在１９５８年的收成是今年最重大的事件，就如同苏联的人造卫星哄动了１９５７年一样，为我们带来了一个无可置疑的证据。
    合作化便利了高额的劳动投资，他们无需要付工资，而是根据获得的收成按“劳动日”比例分配。然而由于这些劳动的大部分是立即可以获得成果的，所以这种方法才能做到。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过渡相当于重新回到工资制度，而这又可以使生产大大增加，这种工资制度将有利于投资比率的再度提高。中国的一些最富裕的公社现在已经在考虑“吃饭不要钱”，这就甚至在苏联能够考虑之前，接近共产主义阶段！
    某些农业经济的规律，也值得重新加以研究。许多中国合作社在一年内把它们的劳动日翻了一番，但是生产增加一倍以上，从而把我们想像的著名的“收益跟不上劳动”的规律远远抛在后面。在意大利，农业改革中常常增加四倍的劳动，而一公吨的收成仅翻了一番。我早在将近三年前就强调指出中国农业变革向西方提出的挑战的重要性。然而我当时还远没有想到其规模如此之大。因为我还怀疑中国的“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６７年的十二年计划”，规定在这个期间农业生产提高二点五倍可能实现。可是假设的速度现在已经在“不断革命”的气氛中超过，不会出现什么回到某种“新经济政策”的情况。
    当然我本人不能保证所有这些数字的绝对正确，虽然这些数字是官方的，但是另一方面，所获得的一系列材料是大致相符的，因此我可以负责地断言：这是有史以来最令人惊异的农业进步。